| 出版时间:2011年03月 |
本报告在广泛了解陕西省碑刻储藏情况的基础上,简略叙述了陕西省现藏碑刻较为集中的单位和地方,着重指出了陕西省现存碑刻所存在的问题,阐述了陕西省现存碑刻在历史史料、历史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字及书法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并在认真研读了国家相关产业化及碑刻方面的政策法规,对陕西省碑刻的产业化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陕西碑刻产业化的总体思路:即摸清家底、搞好规划、集中开发、突出重点,并就陕西现存碑刻产业化方案设计提几点建议,供相关领导和部门在决策中参考。陕西碑刻产业化的开发与推进,对于陕西碑刻这颗记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内容的璀璨之星再现光辉,对于促进陕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都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对陕西现存碑刻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研究多集中于碑刻的整理出版、补史证史、书法艺术、保护技术等方面,对其在当代陕西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探讨,很少有人论及,特别是鲜有人对陕西省现存碑刻在陕西建设文化产业强省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研究。在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能否实现陕西省现存碑刻产业化的研究。问题在于,这一研究要涉及在陕西省文化产业化建设中,陕西现存碑刻存藏情况如何,价值如何,能否做到产业化,如何进行产业化设计,这些都是探索陕西省现存碑刻在当代陕西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本报告研究的前提,是对陕西省现存碑刻存藏情况的描述和价值分析。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按照国家和陕西省的规划,对陕西省现存碑刻进行了长期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近30种陕西省各地的碑刻,如《咸阳碑刻》、《榆林碑刻》、《户县碑刻》、《华山碑石》、《安康碑石》、《高陵碑石》、《汉中碑石》、《昭陵碑石》、《鸳鸯七志斋藏石》、《楼观台道教碑石》、《重阳宫道教碑石》、《潼关碑石》、《澄城碑石》、《药王山碑刻》等,并且在《全唐文补遗》等类成果中大量引用了陕西省现存碑刻资料。他们在完成上述研究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这就为我们进行陕西省现存碑刻产业化问题研究提供了前提。为了引起各级政府对此事业的重视,本报告对陕西省现存碑刻存藏情况的描述,在展现其存藏情况和地域性的同时,侧重从存在问题的角度来说明。对陕西省现存碑刻的价值分析,我们主要突出重点展示,在不同学科价值分析中,直接指出某一具体碑刻的价值,以更能引起当地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在此基础上,我们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对文化产业定义和文化产业的分类进行分析,说明陕西省现存碑刻实现产业化的可能性。最后,针对陕西省现存碑刻如何产业化进行初步设计,提出一个宏观性的思路,供相关领导和部门在决策中作参考。
一 陕西省现存碑刻的存藏情况
陕西碑刻的历史可追溯到秦代。随着甲骨文、钟鼎铭文的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碑刻文字的兴起。在今陕西凤翔发现的秦代石鼓文,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其后历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三秦大地镌刻了数以万计的碑刻,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承续的重要载体。后世之人对此也多有记载和研究,如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田概的《京兆金石录》、明人赵崡的《石墨镌华》、清人毕沅的《关中金石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民国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武树善的《陕西金石志》等金石专著和清人沈青崖的《陕西通志》、张聪贤的《长安县志》、李恩继的《同州府志》、民国宋伯鲁的《续修陕西通志稿》等地方志书,都有关于陕西碑刻的文字记录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一大批碑刻和出土墓志显现于世,更为久负盛名的陕西碑刻锦上添花。
陕西碑刻存藏较为集中的单位有: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系时任陕西漕运使的吕大忠等人为保藏因唐末五代战乱而委弃市井的唐《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颜真卿、柳公权等所书的著名石碑而兴建,历经金、元、明、清、民国各代维修及增建,规模不断扩大,藏石日益增多。新中国成立后为陕西历史博物馆,1993年更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87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303件。这些国宝以碑刻、石刻艺术品为主,收藏碑石、墓志2000余通,为全国之最。且藏品时代序列完整,时间跨度历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达两千多年。名家荟萃,精品林立,真、草、隶、篆、行各体具备,堪称石刻典籍和书法艺术之宝库。
药王山碑林:始建于清末。初为县城外东南角广圆寺由于山洪暴发,出现碑石,乡民将发现的两通造像碑移于县城西门内小庙。该县成立高等小学堂后,碑移于小学堂。1935年前后,该县民团团长雷天一更从当时县周围的寺院内迁移各种碑石,连同小学存放的数块,统一集中放置县内西仓,命名“耀县碑林”。1971年迁药王山,纳入“药王山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