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当代文学在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当从“文化大革命”前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便被称为时代的巨著。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有不错的反响。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曾得到茅盾的好评。李若冰的散文，更让许多年轻人读得热血沸腾……虽然这些作品，用现在的评价标准来看，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家的创作艺术水准，仍然不可低估。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姑且不论，本文主要谈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即新时期陕西文学的发展形态。

一 现实主义恢复期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剔除虚假的“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人们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回到现实主义传统道路上来，在审美化的过程中保持着相对开放的发展态势。面对当代生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开始深刻反思社会，大胆抒写真实的现实生活。

在陕西文学中，路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一直认为文学应该有其社会人生意义，应该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本着对祖国故土、人民及生活的挚爱，作家感世忧时，对人和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磨难给以深入体察与观照，从而借助人物的情感反应与道德判断导引读者求真、向善、趋美，进而使文学担当起拯救乾坤、改良人生的重任。他的小说《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平凡的世界》，其笔触聚焦于对人生的观照，书写人物的命运，并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人的命运反映特定时代的整个社会的运动规律，突出表现了人在现实环境中的迷茫、追求和不屈。作品沉郁雄浑的气势，绚丽凝重的色彩，厚实饱满的底蕴，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艰难的生活磨砺，深度的情感体验，无论是故事发展的生活矛盾冲突，或是人物性格特征精心刻画，都充分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钟情与执著。

文学必须反映现实生活，捕捉生活细节，凸显矛盾冲突，映射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这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标志。整体上看，路遥的创作属于现代中国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这一流脉。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宏大叙事实现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段走向的全方位把握，高扬时代心理，将主人公的生活变迁、思想变化、理想追求放在社会大背景中，始终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在宽阔的历史视域中审阅时代、社会与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悲天悯人，以冷静的笔触客观挖掘出特定时代“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塑造出动人的英雄形象。《人生》所反映的是广阔西部农村的一角——高家村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平凡的世界》则是以全景的视角展示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马健强的苦难日子，高加林的跌宕奋斗人生，还有孙少平身处生活底层却对劳动充满热爱，在城市中寻求着漫漫人生的坐标，他们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确切地映衬出整个时代与社会的风云变幻和历史轨迹。这正如评论家蔡翔所言“路遥同志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他赋予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以极其广博的内容和极其复杂的思想容量。作品的结局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给人一种痛惜感。但却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结果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1]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并非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精神文化烙印的人。

路遥作品的深刻性突出体现为作家艺术理念与审美思维的历史意识方面，坚持书写当代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苦与爱，是作家对生活矛盾却又和谐的内在冲突的艺术概括，作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奔涌不息的生活潮流中，以一以贯之的真诚诗意和热情充满关怀地审视人生的三大主题：理想、成长、爱情。最为鲜明的是，他从社会底层汲取具有社会人生普遍意义的性格力量，凝聚成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格思想。忠于理想、执著现实的人生态度，使作家把对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蓬勃活力的理解，升华为艺术的人格理想。他赞美勇者的人生，呼唤在平凡的世界中实践人生的强者性格。他所倾心的人物，不仅具有博大的道德情感，也具有顽强的意志力。作品的人物多是识大体、重大义、顾念国家、民族和家庭的人，他们责任心强，又富于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