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其不仅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前提，同时对我国实现和谐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传统文献大都着眼于如何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部分省份的评价结果提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和措施。所不同的是，有的文献侧重于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陈鸿彬，2007；黄应绘，2008；戴思锐和谢员珠，2004），有的文献则从实证分析角度采用数量方法进行研究（邓玲和王彬彬，2008；李岳云等，2004；杨振宁，2008）。

然而，传统文献主要侧重于城乡统筹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法创新和评价指标的甄别选择，却忽略了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和内在机理研究。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从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着手，深入分析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路径。Lin（1999）通过对珠三角番禺地区的调查，认为交通发展对城乡互动产生了巨大影响；Gelan（2002）采用城乡CGE模型进行的模拟研究表明，城乡之间贸易的开放有助于城乡互动发展；Sigurdson（1975）和Barei（1990）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对城乡互动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都认为城乡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的工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宁越敏，1998；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段杰和李江，1999；李同升和厍向阳，2000；李培祥和李成固，2003）；吴伟年（2002）还指出城乡要素市场的联动和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启动也是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之一；还有的文献则从较为抽象和理论化的层面进行了研究（张安录，2000；曲亮和郝云宏，2004；高佩义，1991）。

尽管如此，现有文献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的推动因素时，仍然缺乏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金融环境的深入剖析。金融环境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在金融发展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大推动力。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流通工具的创造，节省流通费用，减少一国非生产性资本的占用以及积聚零散的民间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后来，熊彼特发现，银行不仅有媒介资本的功能，而且还有信用创造的功能，即银行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自从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1988）对金融发展理论做出开创性研究以来，学者们继续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并逐渐认识到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以及平滑交易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种看法。

但是，麦金农（1988）和肖（1988）同样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为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利用行政力量人为地压低利率，并对信贷实行配额配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结果是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则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和金融的二元化倾向。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其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之最”（李实和岳希明，2004），而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并主要从一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国内学者也主要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林毅夫等，2002）和政治结构（蔡昉和杨涛，2000）出发，很好地解释了我国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由于金融部门在资本形成及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其也成为政府部门为推行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而被重点压抑的部门，可以说，金融抑制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基础，现有研究金融环境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的文献基本都集中在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上，但研究结果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①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