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资本与城乡关系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既是一部灿烂文明的发祥史，也是一部浩瀚的城市发展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城乡关系和矛盾史。通过已有的文献回顾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东方行政主导型。例如，秦国统一六国后实施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县调整，后增至四十余郡。每郡下辖20个左右的县。郡县最高行政长官作为皇权的代表而治理地方，其官邸所在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传统城市的雏形，由此形成了从中央都城到地方郡县的城市网络。这些城市的起源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也不是直接源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转化，城市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是一种官本位体制的异化。二是西方城市社区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工与集聚，与商业活动的兴旺密不可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马克斯·韦伯在总结中世纪城市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概括了适合资本主义兴起的西方城市应具备的五个特征：要塞；市场；有自己的法院或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团体的性质；至少部分地自治和自主。对于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

对于全球而言，城市化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欧洲的城市化，它发端于英国，自1750年开始，历时近200年，完成了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第二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城市化。由于世界工业中心的转移和欧洲移民的进入，美国城市化的速度比欧洲的速度快了1倍，仅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是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拉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无论是哪种模式，城市的兴起必然是农业社会逐步分化出市民社会，必然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厉以宁先生总结印度作为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曾指出：英殖民者退出印度次大陆之后，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于印度。到20世纪末，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了，这一进程仍在各地进行着，尽管从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看，印度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1]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于1954年、1955年先后出版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模式有三个假设条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劳动力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变。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资源有限、质量下降，使得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现代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这些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根据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复杂的城乡关系看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即从传统部门（农村）向现代部门（城市）过渡只需要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的升级。

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忽略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设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城乡关系以及存在于城乡关系中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市偏向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固化了城乡分割和城市偏向的现状。Friedman（2006）评价高速增长的城市化是breakneck，即“折断脖子”。人们往往忽视了城市的空间容量扩大与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基础设施、治安条件以及与周围农村发展等成比例的原理。^[2]过度高速城市化使得部分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现象，最终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对于城乡关系，特别是社会资本在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早期的经济学家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强调城乡一体，即运费决定了城乡产业的空间分布。亚当·斯密曾系统性地揭示了地理、贸易、制度、文化变迁对城乡关系的制约与影响的本质。斯密指出：“假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