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全年增长超过9%，通货膨胀水平超过5%，高于政策控制目标的4%。当前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国内经济增长逐季放缓，内生动力不足，通货膨胀受到外部冲击和内需拉动的压力减弱，物价上涨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推动物价上涨的多种因素，如成本推动、农产品供需脆弱平衡等问题并没有解决。2012年预计政策目标仍将与2011年相同，增长目标依然是8%，物价形势为4%，经济更为平稳。在这一基本宏观情景下很多学者做了更极端的情景假设，如果宏观政策运用不当，会导致中国硬着陆，最低的预测值已经将中国的增速降低到5%以下；而如果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国增长很可能再降一个百分点等，而通货膨胀则由于中国粮食价格和公共品服务等涨价因素一直处于高位，物价仍然会有大的涨幅等。这些短期的情景模拟都明确无误地指向政策调控目标区间、调控力度、节奏和方向。宏观政策目标区间是否应该加大，更有利于反周期？如提高物价容忍度的讨论已经直接将宏观政策调控目标区间问题提到了现实和理论的前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沿着经验性的决策均衡目标，比如近年来经济增长目标永远是“老八路”，即增长目标每年都设定为8%，物价目标不能超过5%。学者们依据中国的现实数据，利用菲利普斯方程能大致模拟出中国宏观政策目标区间。宏观政策目标经验区间都隐含着长期经济增长率水平和物价的均衡水平。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决定因素没有根本性变化，则这一目标区间就应该保持稳定；如果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变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则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控区间就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本文从中国经济政策目标的经验检验入手，探讨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条件的变化趋势，从而分析政策目标区间和政策机制的关系和未来变化的趋向，并以此再探讨宏观稳定化政策和供给政策相结合才能应对当前全球再调整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

一 基于潜在增长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各国的宏观政策目标看，其设定的依据都是基于潜在增长率（长期增长趋势）的，并监测潜在增长率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行政策区间调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有专业的研究潜在增长率机构，以此定义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区间，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2001，2004），其测算就成为美国总统顾问报告的保留内容，而欧盟财金事务理事会（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2006）、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BOJ）（2010，2004）都进行研究更新，成为政策目标的参考。其他理论研究也有很多，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计算。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界定：潜在产出是对可达GDP水平的一种估计，此时经济资源处于充分利用状态，反映了生产能力的增长状况。潜在产出是对“最大可持续产出”的一种度量，当实际GDP大于或小于潜在产出时，经济将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或资源闲置问题。日本央行的“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界定：在中期，潜在产出代表了经济可持续增长路径；在长期，潜在产出表示物价稳定的经济状态。欧盟财金事务理事会的“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界定：潜在产出是反映经济供给能力的综合指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通胀趋势均可以经由这个指标进行观察，周期分析、政策制定、增长前景分析建立在潜在产出增长趋势的预测之上。这些定义本质探讨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可持续增长状态；与物价均衡或就业衡量的资源利用，一个是供给角度，另一个是宏观的总量平衡角度。宏观总量均衡角度多是在奥肯定律增长与就业关系，以及菲利普斯曲线的就业与通胀的关系基础上定义的潜在增长率，即经济增长—就业—物价三者长期均衡值，偏离则可进行宏观政策调控，建构政策管理的负反馈机制，推动其均衡。而供给角度的潜在增长率多是基于生产函数来进行计算的，探索是否有根本性改变生产率的变量发挥作用，如2001年美国总统顾问报告大量探讨了信息技术革命是否大幅度改变生产率问题等。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分析，从总量均衡角度分析大多沿着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因为就业难以直接观察，就直接从增长与物价入手建立一种均衡关系以理解宏观政策目标。潜在增长率另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