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已遍及发电、医疗、食品、农业、国防等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核能发电领域，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最新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核能发电一直同步增长，始终保持全球总发电量16%左右的份额^[1]。其中2007年全世界核能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5%；法国2006年核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77%，核能发电比例居世界第一^[2]。以上事实说明，核能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方面正在发挥传统不可再生能源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核能的广泛利用在带给人类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具有许多难以预测的安全隐患，可能会加剧核能源危机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风险。

一 能源安全与中国的核安全立法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与否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中，除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外，在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中，核电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来源。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由于核安全事故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不断叠加，包括核能在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核能源安全问题及其立法的迫切性

核能有巨大的能量和破坏力，一旦利用不当或被非法利用，极有可能对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破坏可能是跨界的，因此可能引发地区性乃至国际性的生存安全问题。核放射性污染、核事故、核武器三大风险是核能利用面临的主要安全隐患。1986年4月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造成近20万平方公里污染，320万人因此受到核辐射损害，时至今日，“核恐怖”阴影仍然挥之不去；2011年3月，日本发生强烈地震，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造成大面积污染。核泄漏事故因其严重性警示着各国在核能利用方面保持高度警惕。在当今世界各国核能利用飞速发展的情势下，防止核事故对人类及自然环境产生毁灭性破坏的风险是核能利用亟须解决的问题。

2011年10月31日，人类突破70亿人口大关。未来的地球能否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对能源的需求，人类尚未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能源需求角度看，在风能、太阳能这些替代能源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似乎核能利用已经成为或必将成为未来人类解决能源危机的无奈选择。核能利用的双重效应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使人类摆脱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能源困境的同时，又使人类担负着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环境风险。目前，由于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能够安全有效、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方法，也由于近些年核事故的频发，一些环保人士纷纷反对核能利用和开发，甚至一些国家也卷入其中。2002年，德国通过《核能禁止法》，宣布放弃核能，并将于2022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成为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核电站爆炸和放射物泄漏事故，引发了欧盟关于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是否可以不依靠核能来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讨论；瑞典早在1980年就通过全民公决方式决定于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使用核能源^[3]。无论是“疑核派”还是“护核派”，不可规避的难题是，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和不可再生能源日益枯竭的矛盾。如何通过严格的核安全立法来解决能源需求与核能安全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各国核能源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核安全立法的基本架构与中国的核安全立法

鉴于核能利用存在的巨大风险和隐患，对核能利用的立法应该以保障核能安全利用为主要目标。从这一维度看，把核能立法称之为核安全立法一点也不为过。核安全利用的全过程涉及铀矿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核燃料完整循环、放射性废物处置、放射性物质运输、核技术应用、市场准入、事故应急、核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诸多环节。因此，核安全立法通常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核武器（包括使用、禁止核武器、核恐怖及试验等方面的立法及国际条约）、核能源及材料（包括核能源开发、使用、标准化及材料使用安全等方面的立法）、核电及其他核设施（涉及建造、开发、安全利用及核事故等方面的立法）、放射性废物（有关处理、运输及管理责任等方面的立法）、核损害责任（规定营运人的核损害责任问题等方面的立法）。

当前，涉及核安全的立法通常由两部分法律规范构成：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内法。为了保障核安全，国际社会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