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与障碍的文献回顾

一 关于企业“转型”“升级”内涵的界定

作为一个热门词语，企业的“转型升级”已经大量出现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然而，对企业“转型升级”内涵的界定却并不统一。通过整理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关于“转型升级”的内涵大致有三类表述。其中一类文献将企业的“转型”与“升级”看成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他们认为，“转型”是指改变企业现有的生产关系，这包括企业的所有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变；而“升级”是从生产力或技术的角度提出的，主要是企业技术与产业分布的改变（单东，2009）。转型升级就是企业基本制度、管理模式和企业产品及所处价值链、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化。另一类文献尽管认为“转型”和“升级”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但他们总是将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混在一块来谈。毛蕴诗和吴瑶（2009）在综述了国外一些学者对“转型”和“升级”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企业为提高持续竞争能力以及产品、服务的附加价值，寻求新的经营方向而不断变革的过程，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层面和最终落脚点。还有一类文献并不区分“转型”与“升级”的不同，而且往往仅以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变笼统地指代“转型升级”。李梦娟（2012）认为，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指企业内部产品和产业价值链从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转移，从高耗能高污染传统产业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兴产业，以及从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也是产业内部价值链提升和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过程。

我们基本赞同第一类观点，即企业的转型升级既是企业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的不断调整，也是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的延伸或转移。我们同时认为，第一，属于制度范畴的“转型”与属于技术范畴的升级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它们受不同因素的支配或约束。正因如此，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有可能是同时发生，但独立地进行也是经常的。第二，由于转型与升级共处于一个企业的框架之下，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互动效应。一方面，企业的持续升级最终会引发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也会促使企业产品与技术的升级。第三，尽管转型和升级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发生逻辑，但它们总是在企业不断调整的影响下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都具有持续的动态性和过程的阶段性，而且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或壁垒。

二 关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与障碍的文献研究

黄速建、王钦和贺俊（2008）将我国民营企业制度转型和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由于受到改革政策的鼓励，全国各地首先发展出大批的个体工商户，而一些经营出色的个体户又迅速发展成为“个体大户”。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期，个体大户先是通过戴所谓的“红帽子”而成为可以雇用8个以上工人的私营企业。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的合法身份得到确认后，一些私营企业才摘掉“红帽子”而公之于世。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至今。许多民营企业改制成为公司制企业，一部分集体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民营性质的公司，一些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也成为“非国有控股”的民营公司。王劲松、史晋川和李应春（2005）基于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截至2001年12月31日）的数据认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当时主要的组织形式，但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的比重和影响正在不断上升。剧锦文（2006）也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私营有限公司的爆发式发展而引起民营企业组织形式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恰恰是民营企业转型中的一种表现。尹作亮（2009）在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指出民营企业管理模式已经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型过程。在初创期，由于民营企业规模小、产品数量少、品种单一，企业管理采取非正式的所有权与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成长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日益复杂，企业管理模式从“古典式家族管理模式”向现代家族管理模式转型；在快速发展期，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民营企业发生了由现代家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