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7年近3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遵循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则，即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提出的“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一些地区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大中型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等中心城市。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县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显得相当滞后。截至2004年底，中国有2862个县和县级市，县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但是，GDP仅占全国的56%，大多数县域人均GDP集中在2500～4000元之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9030元的水平。^[1]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衡折射的是城乡二元格局的存在，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

不平衡可以是动力，差距也可以是潜力。2862个县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将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潜力与希望所在。但是在当前大部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必须破解的难题。可喜的是，在县域现代化实践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先进典型，它们被誉为中国百强县市。从2007年春天起，课题组对中国百强县市中的福建省晋江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程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晋江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是中国著名侨乡，全市总面积649平方公里，2006年底户籍人口103.6万人，在中国百强县市中，晋江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位居第五位、第七位。在改革开放前，晋江作为贫困农业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基础薄弱。凤凰涅槃，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时间里，晋江人艰苦创业，勇于探索，开创了享誉海内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晋江模式。在此基础上，晋江人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县域现代化发展道路，走在了全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晋江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既有正确执行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针政策的普遍性经验，也有晋江广大干部群众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创造出的特有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并推广晋江发展经验，不仅对于建构中国县域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加快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对于正在谋求崛起的县（市）的发展步伐，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县域现代化与晋江城乡二元格局破解

在改革开放前，晋江作为农业贫困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支不能平衡，需要上级政府补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干部群众抓住历史机遇，在很短时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在农业发展基础上，晋江干部群众意识到光靠土地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必须把工业引进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才能摆脱贫困。对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县委便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提出社员可以集资办企业，可以股金分红，可以雇工，可以价格随行就市，等等。在大好政策下，晋江群众积极利用“三闲”（闲置房子、闲置资金、闲置人员）以及海外资金、技术联合，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同时，在县内兴办小商品市场，这些就是后来被总结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在晋江模式下，晋江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乡村工业化道路。

但是，在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迅速发展后，晋江乡镇企业各自为政，层次不高，布局分散，同时，农村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适应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束缚着晋江经济进一步发展。1992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晋江撤县建市，同年4月，福建省政府确定在晋江市进行改革开放综合试验，赋予晋江市在泉州市领导下的相当于地级市的管理权限。撤县建市，这是对晋江过去10多年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晋江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强有力推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