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广推展的复杂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城市群的数量及其竞争力，集中代表着其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为实现东、中、西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央在关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以构筑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等为主，走城市群带动区域崛起的发展模式。根据中部实情，理性地观察、分析和认识中部地区的城市集群化战略，促进中部城市群又好又快地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大使命，更是推进中部崛起的现实诉求。

一 中部城市群的战略地位

（一）十字形构架的城市带是支撑中国版图的强筋主骨

从中国地理区位上审视，如果说东西向的长江流域带是中国版图的“腰”，而南北向的京广铁路带就是中国版图的“脊梁”了，在这两大主线上分布的城市组成了十字形的城市带，既支撑着中国的地理版图，更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性资源组合和战略性结构调整。中部沟通我国内陆腹地，拥有优良而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人文资源，蕴藏着可开发的强大内生性发展潜能，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区与富强区，同时也是国内社会安全稳定的核心区与主导区。改革开放后，伴随国家非均衡性优先发达战略的实施与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在倾斜性政策的支持下迅速脱颖而出，尤其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城市群的兴起，全面带动并日益加速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部六省在东部沿海起飞过程中一直多主体、多层面、多渠道地支助着并且还将继续配合着其高速前行，但也更多地面临着日渐扩大的发展落差及其困惑和危机。理性应对国内外区域发展竞争的全新挑战，从外向性资源溢出转向内向性资源凝聚，中部地区加速崛起的战略路径必须而且只能是通过优势资源空间的优先发展，由区域城市集群化的强势带动，实现全面振兴，再创历史辉煌。因此，中部城市群的兴构与发展不论追溯远古、极目现实还是前瞻未来，不管是稳定全国、呼应东部还是强壮腹域、传导西部都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显要性与重大紧迫性。

（二）中部城市群是古代中华灿烂文化的滋育摇篮

自古以来，介于长江、黄河之间的河南与纵跨长江之间的湖北，以及长江以南的安徽、湖南、江西和黄河以北的山西六省，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而且一直是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繁盛基地，其中在漫长封建帝制治权统辖下的城市文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倡导、辐射和传播作用。从蕴藏深厚的中原文化，到盛极南北的晋文化与徽文化，直至长江流域（湖北、湖南、江西）丰富多彩的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和陶瓷文化，无不创造过杰出而经典的城市文明或聚落文明，尤其在六个城市群（带）中，历史上曾定为国都的洛阳、开封、郑州、许昌、太原、安阳、鄂州、武汉和曾设为府治的长沙、南昌、安庆、忻州、常德、岳阳、衡阳等城市更是辉耀过城市文明的灿烂光芒，至今仍遗留着各具魅力的丰厚人文底蕴，凸显着令世人惊异的飞扬神采和隽永风韵，继承、保持、延续并弘扬这些优秀而璀璨的历朝城市文化，不仅是当代人一份沉重而繁巨的历史责任，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球城市文明演化进程中从本源与内核上整体提升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迫切使命。

（三）中部城市群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后发劲旅

在21世纪以经济、文化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竞争中，中国启动并推展沿海、沿边开放开发战略已显见卓越实效，超大规模城市群的形成，发挥了极大的集聚效应与扩张效应。但经历20多年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之后，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型瓶颈与国际市场约束的挑战性压力日趋沉重，非均衡的区域性倾斜政策使未受惠地区的发展落差也日渐扩大，具有广阔腹地资源支撑的内陆地区，尤其是曾为新中国的初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部地区，其自然与历史积淀的资源蕴藏潜能和基础规模势能在社会发展重心的梯度转移中逐渐显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只有充分释放被政策偏好抑制的中部能量，才能有效激发提升国家整体竞争的内生活力——特别是启动内需市场，减轻或舒缓国际竞争的外部压力，实现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激活中部，关键是培育并壮大城市集群。发达国家和国内沿海开放带动战略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