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算起，与整体改革相伴随的中国财政领域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在此期间，无论是在财政学学科建设层面，还是在财政运行实践层面，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固然可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目的去总结和梳理，但是，倘若要从中提炼一个关键词，并以此揭示30年来有关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最实质的发展轨迹，那可能非“公共财政”莫属。与此类似，倘若也试图从中提炼一个关键词，并以此标识未来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最实质的发展取向，那同样可能非“公共财政”莫属。

事实上，作为一个30年来使用频率颇高、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影响颇深的“新生”概念，公共财政不仅主导了既有的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进程，也承载了人们对于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前景的期望。可以说，在以往30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事项，都是在公共财政这条线索上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财政学学科建设以及其他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归结到公共财政这条主线上。故而，在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的公共财政作为基本线索，回顾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评述当前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前瞻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显然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

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我们果真循着这条线索来着手上述的回顾、评述和前瞻工作的时候，却不无意外地发现，不仅在财政学术界，而且在财政实践层，迄今为止，公共财政还是一个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并得到明晰论证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对于公共财政的理解和解释，望文生义者，有之；停留于表面现象、狭隘理解者，也有之；将其同其他相关概念混同起来从而等量齐观者，还有之。

如果只是一般性的研讨、限于学术层面兜圈子，这种五花八门的状态似乎无关宏旨。但若将其推至实践层面，特别是以其作为基本线索而延伸至整个中国财政学学科体系的改造以及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蓝图的勾画，则就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并小心求证的事情了。所以，对于公共财政所要表述的经济现象作深入而系统的讨论，从而清晰地界说公共财政的内涵与外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项十分重要、非做不可的基础性工作。

上述的背景和目的，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公共财政概念的由来：一个基本脉络

首先需要对公共财政概念的演变轨迹作一简要的梳理，为本文的讨论搭建一个逻辑平台。

严格说来，对于我们，公共财政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新生”概念。仅就新中国而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曾有学者使用过公共财政或近似的概念（尹文敬，1953）。但是，作为一个最初的“学术用语”，由限于学界圈子内的咬文嚼字式的讨论进入到决策层视野并伸展为指导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文件用语”，以致成为植入现实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之中的“公共语汇”，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以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为考察区间，在公共财政概念的演变历程中，值得提及的标志性事件，至少有如下几个。

1983年，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图·埃克斯坦所著的“Public Finance”中译本出版发行。与以往有所不同，译者对于这一本书书名的处理有点标新立异——将“Public 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学》（张愚山，1983）。而在此之前，中国财政学界一直是将“Public Finance”等同于“财政学”或“财政”的。在财政学或财政的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然而，或许是人们当时并未意识到公共财政概念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以及它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这一译法的调整并未引起财政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此后的一段时间，尽管各种经济文献上也曾不时地出现过公共财政以及类似的提法，但从总体说来，人们只是将它视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译名调整，而未作多少特别的探究，亦未赋予它什么特殊的意义。此其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迫于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财政收支困难的压力，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且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的背景下，财政学术界和实践层越来越倾向于从财政支出规模的压缩上寻求出路（叶振鹏，1993；安体富、高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