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论述，相比于十五大和十六大所提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表述，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个新表述实际上指出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是高度统一的，特别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两者决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加以认识和处理。

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发展，就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对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是要对发展的福利作用进行衡量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是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或取舍关系，即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追求更多的公平一定要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Okun，1975）。库兹涅茨揭示了一个似乎支持上述取舍关系的经验事实。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他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Kuznets，1955）。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形曲线。

对于是否存在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这种倒U字形曲线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是否真正存在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经济学中成为一个计量研究实验的热门话题和演练场所。经验证据既有支持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观点的，也有支持两者之间可以互相促进观点的（Blank，2002）。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5）对各国发展过程中大量经验的总结表明，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公平影响经济发展，并表明公平对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在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其次，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会削弱制度的发展。我们知道，制度决定人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市场运行提供背景。因此，伤害制度发展的现象必然不利于经济效率。此外，公平问题还通过一系列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关的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例如，这些因素表现在一些经济增长回归研究中，就构成一系列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Barro，1998；Sala-i-Martin，1996）。

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这个关系，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不可避免的所谓规律，被诸如瑞典、斯里兰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的概括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摈弃。虽然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学模式和政策理念，“先增长，后分配”逐渐让位于“边增长，边分配”，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中，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是发展中的难题。经济发展战略从而经济增长模式的正确选择，被认为是产生“边增长，边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选择了有利于发挥特定发展阶段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就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结果得以分享，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持续存在，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同，因而社会政策倾向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Lipton，1977）。既然使每一个社会群体比较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要求一系列体制层面的改革。

在观察中国现实收入分配领域，并且对收入分配状况作出评价和判断时，呈现出若干矛盾性的现象。第一对矛盾现象是，中国具有全世界公认并且瞩目的成功扶贫效果，然而，许多研究又把中国排在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位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似乎贫困状况与收入分配水平，在方向上可以背道而驰。第二对矛盾现象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很早就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即基尼系数超过0.40，然而，中国又呈现出政治安定、社会心态良好的景象，似乎警戒线在中国失灵了。第三对矛盾现象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