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这一地理地质概念,今日被赋予了深刻的经济含义,而其地理地质特征无疑是这层经济含义的众多内涵之一:从古今中外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优越的地理区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之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算起,长三角经济区或经济带的发展历史已近30年。以此不长时间的发展而至执中国各经济区或经济带之牛耳,真可谓是一个发展的奇迹。
诚然,地理有沧海桑田之变换,天时有阴晴圆缺之盈缩,而人和更有祸福兴衰之倚伏,因此,长三角经济也几乎见证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次周期。[1]长三角经济的开放程度高,除却其发展过程中自身因素的约束之外,受输入型经济风险的影响较大,故此,该地区经济的波动在外来冲击下便具有较强的先导性与联动性。受始于2007年的这轮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长三角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凭借其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市场化优势与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长三角经济发展在这轮经济周期中的表现仍颇值得称道。尽管国内外宏观经济表现低迷,但是长三角的多数经济指标仍然领跑全国。
一 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
自2008年第三季度始中国经济步入下行线,这是由国内外一系列冲击所共同决定的事实。首先是中国经济周期自身的惯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时限为6年左右,从2001年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而开始反弹起,截至2007年,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然出现,对此,中央政府出台了诸多宏观调控政策。根据经验,从政策的实施到发生效力,其间会存在相当的时滞——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为1年左右,因此,中国的这轮宏观调控在2008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换言之,2008年中期,宏观调控的初衷——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前景是明朗的。而这轮宏观调控的先动性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2]但是由于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而该危机叠加于中国的宏观调控效应,于是从2008年9月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大有急转直下之趋势。
为应对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为之一变,由紧缩而为扩张,而且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管理或干预,这次中国的扩张型宏观调控的力度是空前的。中国不仅将此前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而且更于2008年11月初,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日趋严峻而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十项保增长措施。初步匡算,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到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而且为加快建设进度,决定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而且将2009年的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以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
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尽管美国是此次危机的策源地而欧盟则是这次危机的重灾区,但是其应对危机的措施仍显温和。例如,2008年11月26日欧盟理事会出台了为期两年总计2000亿欧元的综合性金融危机应对计划,该计划包括刺激需求与保持就业的短期措施,也涵盖投资于诸如研发与创新等战略部门的长期举措。而在2009年2月17日美国第111届国会通过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该法案总计支出7870亿美元,包括减免联邦税收、增加失业福利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增加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国内支出。
对比中国与欧美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见表1),中国所投资金占2008年GDP的13.3%(4万亿元/30万亿元),美国的占比为5.5%(7870亿美元/14.3万亿美元),而欧盟的占比为1.2%,即使欧盟27国中最高者德国与西班牙的占比也仅分别为3.3%与3.7%。因此,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应更为有利。
总之,尽管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形势对长三角经济尤其是其外向型经济必然具有深刻影响,但是中国大力度而且先动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欧美积极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长三角经济也未尝不是一次机遇。而国家将传统长三角概念外扩,由原初之16城市而扩大为沪、苏、浙三个行政省市,而且进一步提出将上海建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中心的规划,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大长三角期许甚大,[3]因此,长三角经济是有大希望的。
表1 欧洲主要国家危机应对计划与措施
二 经济发展总体状况
在中国经济体中,长三角经济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