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本文是基于产权市场风险管理的预警研究，而不是指产权市场已经出现了信用不良的某些重要表象。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2001年中国担保论坛”时，在题为《信用担保与国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题演讲中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我国当前却面临比较严重的信用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在更深层次上的健康发展。他甚至说：“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产权市场作为重要的现代要素市场之一，发展日新月异，业务不断创新，与要素市场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也存在着各种风险特别是信用风险。因此，加强产权市场的风险控制和信用体系建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2001年3月31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其宗旨就是，通过组合“预警”和补救措施，促使世界各国金融机构采取正确的行为，将“巴塞尔风险指数”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该新协议在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内部评级的同时，鼓励实行第三方评级。已加入巴塞尔协议的中国银行业，正经历着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变革。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落实巴塞尔新协议的过程。美国早已出台《信用控制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租借法》、《公平信用结账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十多部关于信用的法律。而我国至今没有出台一部关于信用的法律。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力争用五年的时间，全面改善我国的信用状况。”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十七大报告更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文旨在通过对产权市场信用风险的研究，提出产权市场应该及早研究巴塞尔资本新协议，主动加强信用风险防范与管理，建立信用体系，着手进行对交易主体、交易中介组织和产权交易机构的信用评级。

二 信用与信用风险相关文献评述

（一）信用

信——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处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

马克思研究了19世纪英国信用制度的历史，对信用作了全面而完备的概括，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信用是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产品分配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信用是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是互生的，既有授信方，又有受信方。

著名法学家江平说：“现代企业是以资本为信用的企业。因此，资本信用是资本企业的灵魂。”^[1]赵旭东在《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2]一文中从法学原理上对变资本信用为资产信用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笔者注意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就规定，风险指数必须是资本/资产的比率。资本、资产的定义由巴塞尔委员会和政府监管机构而不是由会计机构来确定。^[3]

李晓安创新性地将信用定义为“基于产权、交易或其他经济活动而派生的经济要求权”。^[4]现代契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实质，体现为所有参与者（股东、管理层、员工、债权人）所共同签订的契约。^[5]市场经济下，交易主体必须占有一定的财产，并对占有的财产拥有充分的处分权，这是市场信用赖以形成和存在的物质基础。信用关系的实质是财产关系，即财产权利和财产实体的让渡。现代产权理论引入了“交易成本”概念，诚信行为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在企业信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信用的实质是借贷双方彼此达成的延期支付契约。^[6]但受信方的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构成了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由于受信方需要以未来商务活动的预期收益来履行偿还义务，而这种预期带有风险性，因此即使受信方主观上诚信，但还是存在合同期内无力偿还的可能。因此，信用与受信方的价值创造能力、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相关。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商业信用，即商品赊销、委托代销、预付订金、预付货款、补偿贸易等，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但也存在信用风险。

（三）信用风险的度量与定价

对风险的识别与度量是风险控制的基础。吴青在其《信用风险的度量与控制》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风险度量的传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