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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学... 详情>>
李 扬
  1951年9月出生,籍贯安徽,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 详情>>
李培林
  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 详情>>

    中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现状与展望

    作者:北京环境交易所研究部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摘要:本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的实践和探索等内容。

    一 概述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点。促使外部性内部化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对市场实行政府干预,即通过政府实施有关政策、法规和其他管理措施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以便使某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二是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即通过明确所有权或环境资源权、资源物权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以便使某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基于环境交易的基本原理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中国近年来开始尝试通过交易机制来提高减排效率并向低碳经济转型。国内环境权益交易从最初的排污权(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交易试点、CDM(清洁发展机制)市场到VER市场,以及未来的能效交易机制等,正向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领域发展。

    二 中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发展

    (一)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1.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成功实践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的突出贡献是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1]无论是IET、JI还是CDM,其共同特点是“境外减排”,核心都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量化,容许进行市场买卖和交易,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廉价的减排成本。CDM机制解决了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使得碳减排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在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目标间建立良好平衡并循序渐进,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004年7月1日,我国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的优先领域、许可条件、管理和实施机构、实施程序以及其他相关安排,并于2005年10月12日开始实施。CDM项目类型大致分为10种,分别为:水电、风电、节能和提高能效、N2O消除、HFC-23分解、燃料替代、甲烷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其他等。从项目类型来看,中国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这两大领域,例如,水电和风电项目,其次是甲烷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等。但从减排量来看,我国主要减排量来自于HFC-23和N2O项目。

    图1 中国CDM项目类型

    CDM项目在我国前期进展顺利,不论从CDM项目的数量还是未来的减排量以及带来的经济收益,对我国的节能减排都有重大好处。截至2010年5月12日,已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2537个;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为758个,但已经获得签发的中国项目只有210个,预计2012年可以累计减排超过20亿吨。如果按照国家发改委确定的最低价格8欧元计算,CDM项目开发已为中国带来至少11.6亿欧元收入。

    图2 中国的CDM项目数量和签发量在亚洲的比例

    然而,近期中国CDM市场遭遇瓶颈。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EB拒绝通过。中国74个CDM项目也正面临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这些来自中国的CDM项目将被区别对待,面临比正常审批流程更复杂的审查程序。除了EB在对项目国别审查出现调整和倾斜以外,CDM机制本身也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据碳点资讯,目前CDM从项目登记到碳信用额签发所需时间明显增加,上述过程所需的时间现在已经增加到了600~800天,而2008年为505天,2007年只有316天。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数字“极其令人失望”。

    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2010年《国际碳市场现状与趋势》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一级市场的CER交易量为2.11亿吨,只有2008年4.04亿吨的一半左右;交易额也由65.11亿美元猛跌至26.8亿美元。同时,CER二级市场的交易额也已经连续三年下滑,2009年的交易额仅为175亿欧元,占市场总交易额的12%,与上年相比下降19%。

    一方面,CDM机制饱受争议,包括审批流程繁冗、额外性堪忧、工业项目仍占相当比例、过于集中在部分国家等。后京都框架下,CDM机制是否会出现较大变化,成为该领域的投资开发进程放缓的最大疑虑。另一方面,京都市场以外,从各个主要国家内部市场体系的立法情况来看,对国家减排指标的使用额度和类型都有限制。EU ETS已经明确将在第三阶段对CDM和JI采取灵活使用的原则。[2]美国的最新气候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