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策时，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他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视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视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视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保障。虽然近些年来上海的文化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憾与问题，因此，研究如何加强“十二五”期间上海的文化建设，如何增强上海城市文化的软实力，就非常及时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文化软实力与上海城市发展

（一）何谓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力量，是软实力。1990年，他在《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将“软实力”指称为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而言的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和国际机制等，指意图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来影响、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等从而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最近，约瑟夫·奈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软实力”的阐释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它在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上的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其榜样，理解、认同其在国际社会的主张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软实力’不是强国的专利，所有国家都有创造‘软实力’、并通过‘软实力’来提升自己国家国际地位的能力。‘软实力’比强制性威胁的方式更文明、也更持久。”^[1]约瑟夫·奈站在美国价值观的角度阐释“软实力”，将其视为与国家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相关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软实力”主要包括：①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②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③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④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⑤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⑥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⑦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有学者将约瑟夫·奈提出的Hard Power和Soft Power分别翻译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并指出“约瑟夫·奈受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托夫勒‘三脚凳’理论的启发，看到了知识文化在国家实力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在对美国全球战略霸权的分析中，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约瑟夫·奈不仅指出了软权力的内容即由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所组成，或者称之为软权力的来源，同时也点出了软权力理论的功能及目的性，即软权力可以像硬权力一样达到维持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效果”^[2]。这就道出了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的内涵与立意：意在强化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

在中国学者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中，有着不同的观点。阎学通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文化软实力包括全民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电视电影、服装饮食等方面。^[3]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4]曹京柱指出：“从矛盾普遍性视角看，软实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竞争主体之中的精神性力量，是一个超越国际政治领域的更高层次概念；从对立统一的视角看，软实力与硬实力在本质特征、起作用的方式以及对竞争结果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软实力与硬实力实质上是同一竞争主体所具有的现实力量的两个方面，在竞争过程中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5]

因此，文化软实力是与军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