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对于城市区域而言，就是城市魅力，主要体现为一种城市品质和生活质量，是文化民生、文化资源、文化交流、文化创新、文化生产和文化影响等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是针对文化发展现状所进行的一种量化考核标准，可借以判断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状态，从而实现对文化发展繁荣水平的量化考评，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是必要的，在某种条件下也是有可行性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它同时具有有限性。

一 必要性：量化指标可以提高政府执行力

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确定后，迫切需要增强政府执行力。探讨拟定文化软实力考核指标体系并将其付诸实践，是改变基层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态度、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相关政策落到实处的有效措施。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要将这项国家战略转化为各级政府的方针政策、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干部群众的自觉意识，需要选择有效的切入方式和运作路径，充分发挥现行政治体制的资源优势。规划引领，项目实施，责任到人，量化考核，无疑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一种政府执行模式。所谓“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就是这种执行模式的有效性的强有力证明。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相对于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文化建设显得严重不足。除了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之外，在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执行上，前者有明确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而后者的考核指标体系迟了20年后才试行推出，导致实际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尽管这种量化考核是建立在一种科学思维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属于“说不可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办法，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出现之前，我们只有采用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人性的有效传递，这种人性具体呈现为生命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其很多领域是难以量化的，尤其是文化的核心本质。所以，在拟定文化软实力考核指标时，必须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再把通过定性分析获得的状态属性，转换为一定的参数指标。

文化作为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极其宽阔的外延。在实际工作中，现有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所设定的文化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域又局限在社会意识形态管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范畴里。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倾向于把目前政府文化职能部门所分管的文化称为“小文化”，把文化软实力所指的文化称为“大文化”。建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便于在工作中实现文化统计口径的一致。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19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1937-）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1]这种促使人随我欲，间接的、同化式的和平演变能力，就是力量（Power）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软实力。由于信息化、数字化加快了全球化进程的实现，所以，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并且，他一再强调“软实力”概念原本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使用的，现在被用在地方政府层面或部门层面，属于不恰当的“误解和滥用”^[2]。作为学者提醒并捍卫学术体系中关键性概念的固有含义，是可以理解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某个学术概念出现后被转译或挪用到其他语境中，随之发生相应的语义变化，进而改写并丰富了原有的概念内涵，是正常的文化现象。因为，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这些美国学者都是从国家霸权的立场出发，其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主张，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我们将这个文化软实力概念从国家层面降格到地方层面，作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