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年01月 |
文化生产的实际成效需要在文化消费中得到验证,文化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也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建设领域提高科学发展水平,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拉动文化内需,扩大文化消费,改善文化民生,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落实在促进和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上。将“全国文化消费民生效应评价体系”运用于上海文化消费景气评价,从城乡综合、城镇与乡村单行三个维度上展开测评,结果表明上海城乡综合测评、城镇单行测评的文化消费景气指数领先且多为上升,而乡村单行测评的文化消费景气指数滞后且多为下降。相对于城镇方面,上海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显然不够“景气”。
在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之中,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切可量化成果一并进入国民经济行业统计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家标准统计,综合体现为统一的文化生产统计数据。于是,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追逐”在各地之间愈演愈烈,甚至已经成为早年“GDP崇拜”的一个新生变种。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由此而来的一个合理逻辑推论就在于,文化发展方式是否也需要转变?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文化发展成效?既然单纯的“GDP崇拜”已经暴露出荒谬之处,那么如何有效破除“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追逐”?
不言而喻,文化生产的实际成效需要在文化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后验证,文化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需求”主要体现为消费需求,生产的终极动力必然是消费。在拉动生产的所谓三驾马车中,投资直接拉动生产性需求,但最终还是要在消费性需求中完成全过程;出口则直接面对境外市场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到头来,一切都归结为驾辕之驹——消费需求。中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得来的宝贵启示正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注重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应该长期遵循的基本国策。文化建设领域提高科学发展水平,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拉动文化内需,扩大文化消费,改善文化民生,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落实在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之上。
笔者历经数年研制推出“全国文化消费民生效应评价体系”,现已完成①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域(指除港澳台之外的全部省级行政区划,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城乡综合测评,②全国、四大区域和省域城镇单行测评,③全国、四大区域和省域乡村单行测评,④ 36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和5个非省会副省级城市,统计工作中简称为“36个大中城市”)测评,形成了四个层次的文化(文教)消费需求景气指数排行。这样一种文化评价以广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景气状况来衡量文化生产的实际成效,体现出目标终极检验的性质。各地各类测评结果,包括历年各地横向比较的先后位次,若干年间自身纵向对比的升降程度,地区之间和年度之间的演算数值可比性一目了然,并可供进行重复验证。本文将此项评价体系及其测评方法运用于上海文化消费景气评价,同时从三个维度──城乡综合、城镇与乡村单行──展开测评,以“九五”末年2000年数据为基数,深入分析“十五”以来上海文化消费需求景气状况,并预测至“十一五”末年2010年的可能态势。
一 上海文化消费需求的基本状况
在中国这一广阔的国度之内,各省域之间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不一,资源禀赋(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规模差异极大,各地的地区生产总值和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根本不具可比性,“GDP崇拜”和“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追逐”不免显得荒唐;同样,各省域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乃至积蓄(即经济学一般所谓“消费剩余”)习惯千差万别,文化消费总量也实在不具备可比性。或许,人均文化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各地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不过这并不够,还需要把人均文化消费放到各地经济增长(取人均产值)、民生增进(取人均收入、总消费和积蓄)当中,衡量其间的比例值关系,这样才能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比较结果。
2000年以来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关系态势见图1。
图1 2000年以来上海人均产值、城乡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关系态势
为了直观,图里人均产值未取绝对值,而转化为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关系。同时,图里反映出城乡人均收入即(1)、(2)、(3)之和,城乡人均总消费即(2)、(3)之和,以及城乡人均非文消费、人均文化消费、人均积蓄共5项绝对值。这6类数值及其间的关系构成了本文分析的基础。
从图中清晰可见,2000~2008年,上海城乡人均收入与人均产值的比例值在略有波动中一直呈逐步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36.99%降低至33.45%;人均总消费和人均非文消费在人均收入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