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作为上海宗教界服务世博的举措之一，坐落于卢湾区皋兰路16号原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开门迎客，50多名在沪境外东正教徒在那里举行晨祷，其中包括乌克兰驻沪总领事、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及政府官员等。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正式临时开放了在沪境外东正教的活动。目前，上海的东正教活动已正常运行近六个月，共举行36次主日瞻礼，约1500人次的境外东正教信徒参加活动；若加上在其他日子举行的宗教和外事活动，则人次还会有所增加。

对于在沪东正教活动的问题，前后已经持续跟踪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最近，我们对有关部门和人士作了若干次深度调研和采访。现结合各种材料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研讨：一、上海东正教问题的历史演变；二、21世纪以来中俄关系的变化与世博期间上海东正教活动的恢复；三、对目前在沪外籍东正教活动管理方式的评估及相关建议。^[1]

一 上海东正教问题的历史演变

东正教传入中国，从公元1671年俄罗斯人在雅克萨地区建立教堂算起，已有340年的历史。起初，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兼有外交使节和宗教机构职能，其宗教的影响仅限于阿尔巴津人和驻华使节。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直接派遣，随着俄罗斯侨民在各大城市居住经商，东正教传播的范围有所拓展。

十月革命爆发后，大量白俄涌入哈尔滨、北京、新疆和上海等地，前俄罗斯官僚和军官逐渐取得在华东正教的领导权；1922年他们断绝和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的关系，归属“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管辖，宣布成立“中国东正教会”，设立北京总会，下辖北京教区（管辖汉口东正教会）、哈尔滨教区、上海教区，以及天津和新疆教区。

上海教区成立于1924年，西蒙担任主教。1931年西蒙担任中国东正教会大主教后，主教一职由维克托尔继任；维克托尔1933年晋升为北京总会大主教，由若望主教主持上海教区的教务。

到20世纪30年代，在沪俄罗斯侨民已达五万人左右。“九·一八”事变后，更多东北俄侨迁移至上海，兼之在闸北的主显堂（1902年建）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1934年将法租界内新乐路55号上的一座小教堂改建成典型俄罗斯风格教堂，即今天的圣母大堂，为上海教区主教座堂。这段时间里，上海相继建成了皋兰路教堂、惠民路教堂、绍兴路教堂，以及在衡山路俄国学校和常熟路俄国学校附属的两处祈祷所。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持中国东正教会的维克托尔大主教断绝同“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的关系，与莫斯科牧首区重新修好，接受其津贴，归属其管辖，同时与莫斯科牧首区恢复关系的还有哈尔滨教区。上海教区的若望主教和大司祭罗果仁表示反对，趁维克托尔来沪游说之际，向国民党当局告发其在抗战期间的亲日行为，维克托尔为此被监禁于提篮桥监狱十个月。东正教高层的分歧导致上海东正教会分裂：圣尼古拉斯等2所教堂归属中国东正教会，圣母大堂等7所教堂归属“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1947年在沪俄侨中，有一万余人获得苏联国籍，另有9000人为无国籍俄侨。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撤走苏联侨民，联合国难民组织则将部分无国籍俄侨迁至菲律宾。1948年底，若望主教离沪赴美，定居旧金山，教区事务由大司祭罗果仁负责。

1950年9月，杜润臣（1886～1965）被莫斯科牧首区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他是中国东正教历史上首位华人主教，主教座堂仍为新乐路圣母大堂。此时，在沪东正教徒已不足千人，中国籍教徒更少，仅45人。杜润臣在任期间，在教务方面积极开拓进取，但是，在1955年莫斯科牧首派人到上海讨论中国东正教的自主问题时，他却持反对态度，坚持中国东正教会仍由莫斯科牧首区管辖。

1956年3月30日，中苏两国签订《关于交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莫斯科大主教区所属东亚教区财产的议定书》，中国的东正教正式脱离莫斯科大主教管辖，成立自治的“中华东正教会”。

与此同时，上海的教会事业却日渐萎缩，留守的俄侨纷纷离沪。同年，惠民路教堂关闭。圣母大堂主要用于举行例行的宗教仪式和外事接待。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65年杜润臣主教去世。此后，新乐路东正教堂停止活动，东正教神父和其他教职人员另谋出路。

从以上中国东正教发展的概况可知，中国的东正教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