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回溯我国近30年的城乡人口流动历程，可大致将农民工群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进入城市的早期农民工和21世纪流向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类。伴随着城市发展，在经历了城市工业化与现代化浪潮洗礼后，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刚进城时那样组成单一、目标明确的流动性群体了。随着早期进城农民工的逐渐消隐，大量新生代的青年农民工出现，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与重组的趋势正逐渐加快，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结构特点与行为方式。

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投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上。朱力指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朱力，2002）。有学者认为，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界定为进入城市社会、承担城市社会角色等五方面的社会化过程（章国曙，2009）。还有学者指出，家庭阶层地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相对剥夺感、社区参与、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许传新，2007）。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特殊的大型人群游弋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徘徊于“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之中（何绍辉，2008）。

以社会流动为切入点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较多。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形轨迹，即较早的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会呈现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符平、唐有财，2009）。也有学者指出流动人口地位获得方面的问题：即流动人口可能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实现上升社会流动（李春玲，2006）。

不仅在中国，在以色列等欧洲国家，一个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相类似的群体也吸引了学者的关注，有国外学者对来自前苏联地区、埃塞俄比亚等国的迁徙工人及其第二代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国家观念、文化的认同，以及种族、宗教上的差异是影响青少年移民融入的重要因素（Elias等，2009）。

总之，国内外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领域成果颇丰，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不过，现有研究成果对共性的问题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社会适应、社会认同等方面，而对其未来生活取向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尝试把研究切入点聚焦于未来生活取向，以期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未来生活取向及其影响因素。

二 调查方法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居住相对分散，受笔者时间和精力所限，故本次调查仅在哈尔滨市进行，主要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调查时间为2010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调查范围集中在哈尔滨市内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相对较多的南岗区，调查行业为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具体包括大学食堂、商场、宾馆、美发厅、印刷社、地铁建设工地（西大直街施工的中铁7局、22局两个工地）等。在事先询问对方年龄和来源地，并征得对方同意的基础上，共向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发放1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3份，有效回收率为79.2%。

在样本中，最大年龄为30岁，最小年龄为15岁。数据显示，多数被调查者的年龄集中在17～25岁，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3.5%；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22.07岁，这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轻化趋势。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38.8%；女性有63人，占被调查者的61.2%。

三 身份特征及工作现状

（一）身份特征

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水平者的比例最大，占被调查者的59.2%；高中水平者占17.5%；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占7.8%；受教育水平在中专以上的为15.5%。总体来看，被调查者文化程度较低，其平均文化程度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在探索性研究的访谈过程中，特别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务农经历，如是否干过农活、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过农业生产等。在此基础上，在务农经历的题目里，设置5个选项供其选择。调查数据显示，未干过农活的被调查者占35%；偶尔帮家里干些农活的占32%；未完全参与农业生产，但经常帮家里干些农活的占11.7%；协助父母亲属进行过农业生产的占15.5%；作为主要劳动力承担农业生产的仅占5.8%。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很少参与到农业生产中，这可能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缺少感情、乡土观念相对淡薄。

（二）工作现状

一直以来，促使农民工进城务工或经商的最突出因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