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市失业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失业保险制度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发展，每一次制度创立都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变革和创新，见证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关注局部到统筹城乡的制度建设过程。

“失业保险”的称呼在1993年之前还不存在，承担类似功能的制度设计被称为“待业保险”。“待业”的提法反映了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大锅饭、铁饭碗、终身制”的城市社会对“失业”这种现象在情感上的难以接受。1986年9月，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执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待业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在京的国营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人。上述单位的临时工、季节工和从农村招用的户口、粮食关系不变的合同制工人并不在此列。在缴费方式上，待业保险的缴费责任主体是单位，由单位按照职工上年度的月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费，职工不缴费。在保障方式上，与本人的月均工资联系：对宣告破产的企业职工，濒临破产的企业在法定整顿期间被精减的职工以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前12个月的标准是本人月平均标准工资的75%；属于违纪辞退或解除的工人，前12个月的标准是本人月平均标准工资的65%；后12个月的标准都是本人月平均标准工资的50%。

1994年6月，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这一时期，“失业保险”正式取代“待业保险”的提法，说明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都市社会对“失业”现象的认知和承受力在不断增强。制度设计的理念也有所创新，政策目标中增加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提法，说明失业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国企改革中的应急性制度设计，逐渐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那就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北京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国家赋权下还进行了如下创新：第一，覆盖范围的扩大。北京市突破体制内群体，将市场经济中的其他活动主体也纳入在内，除国营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还包括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等的城镇职工等，但是用工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不在此制度覆盖范围内。第二，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对象纳入职工本人。北京市规定，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是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1%，达到国家规定的缴费上限（国家规定的缴费下限为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0.6%）；此外，职工个人还要按每人每月2元的标准缴纳失业保险费。第三，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发生变化。不再和职工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挂钩，而是限定为本市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救济（城镇困难户）金额的120%～150%。

1999年8月，北京市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制定了《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北京市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国家赋权下失业保险费缴费费率的浮动，缴费的单位按本单位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的1.5%缴纳，职工个人按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的0.5%缴纳；这样相比国家规定单位缴纳2%，个人缴纳1%的比例总共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另外，北京市还规定，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作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基数，相比国家的规定又作了封顶性的制度设计。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90%，国家规定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则是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

1999年后至今，虽然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没有发生整体性制度变迁，但是出台了七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失业保险基金试点的政策，这里的试点工作和国家扩大就业的战略息息相关。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36号），要求各地制定新一轮积极的就业政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并指示东部地区在认真分析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状况，统筹考虑地方财政就业再就业资金安排的前提下，可以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根据这个文件的指导精神，2006年1月，劳动保障部和财政部下发了《关于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