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休闲进入中国居民的生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20年来，休闲生活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学界业界的推动和国家相关方面的重视密不可分。分析和了解这个进程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其发展规律和推动机制，对其今后的更好发展，无疑是一件值得引起更多关注的事情。

（一）有关休闲认识的传统思维

就人类的生活而言，劳动和休息原本就是互为补充的两个侧面^[1]。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劳动者虽然辛勤劳作，但也往往难得温饱，休息甚至也成了剥削者的特权。就劳动者的生存而言，他们不得不更加辛苦，以致在劳动者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度强调劳作而反对休闲的伦理偏颇，“闲适”往往成为“好吃懒做”的同义语。

早年的休闲研究者不免较多地趋向于对“闲暇”进行批判。著名的代表就是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其著作《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洋溢着的就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休闲所做的批判。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倡导“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也是用“有闲”来划定其论敌“资产阶级”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主流哲学和伦理趋向也仍旧排斥闲暇与休闲。

（二）休闲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使人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对休闲的意义，也有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对休息休闲意义的重新认识。在生活中、在研究出版中、在政府的决策中，都让人们感觉到了中国休闲意识觉醒的信号。

由于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的相继实施，从而使得中国职工从1995年5月1日起开始享受到每周两天的工休日。工时制度的变化，带来了全国休闲意识的第一次普遍觉醒，人们对“休息”的讨论多了起来，媒体也纷纷议论。1995年7月于光远先生主持的“中国休闲文化小组”的成立，便是这一觉醒的一种显现。

这种觉醒也反映为媒体舆论的诸多讨论。如《休闲：建造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马惠娣，载《未来与发展》1996年第4期）、《文化精神之域的休闲理论初探》（马惠娣，载《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和《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马惠娣、刘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等，引起了学界的高度注目。

引起学界注目的还有对国外休闲论著的译介。如商务印书馆继1964年8月重译出版了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之后，又在1996年8月翻译出版了法国百科丛书中罗歇·苏（Roger Sue）所著的《休闲》（LE LOISIR）。这些外国人的论述在国人休闲意识的觉醒中也都发挥了不小作用。人们普遍认知的对国外休闲研究的译介，还有于光远主编的“休闲研究译丛”，从后来中国研究者对译丛中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你生命中的休闲》（Leisure in Your Life：An Exploration）等五本论著的广泛引用中，也不难推知这些译著在学界所发挥的作用。

还不能忽视的是，这期间旅游研究者们把旅游与休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虽然对英语单词leisure，recreation等有着不同的译法（诸如“闲暇”、“休憩”、“休闲”、“游憩”等），但是对旅游与休闲的关联研究却显露出了难得的深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研究的进展，在1999年的“共和国旅游业50年研讨会”上，研究者才能够就旅游与休闲的关系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功能给予积极的阐述。^[2]

当然，近年与中国居民休闲关系最密切的事件，还是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的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三）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基础

尽管闲暇与休闲曾一度不为社会所理解，但是人们内心对其的向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客观环境中，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从而为居民享受休闲奠定了可观的基础。

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30年的增幅竟高达67倍（增长率为6844.99%），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

在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步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在迅速增加。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到2007年便达到了4140.4元，比1978年增长了近30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