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贸易顺差作为国际收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伴随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剧，贸易顺差也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研究的前沿热点。传统的动态Mundell-Fleming模型指出，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汇率升值、贸易余额恶化，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汇率贬值、贸易余额改善。该模型的缺陷在于固定汇率制下的研究属于静态范畴，没有体现变量波动对均衡状态的影响，不适合中国贸易顺差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期优化方法的引入使贸易余额分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出现贸易逆差，在另一段时期内出现贸易顺差可能是一国进行最优资源配置的表现（Jeffrevy Sachs，1982）。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期出现贸易顺差，而在另一个时期出现贸易逆差，甚至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或顺差（Obstfeld and Rogoff，1995）。但是，无论是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理论还是跨期优化理论，都不能为中国全球金融危机前持续的贸易顺差状况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也不能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中虚高的部分。黄志刚（2009）、卢万青（2010）等针对中国贸易顺差特点所建立的开放经济模型都是将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但这些模型都没有全面涉及中国贸易顺差变化的原因，也不具有评判贸易顺差多少的参考作用，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已经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进入持续增长时期，新世纪以来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贸易顺差年均增长率达到45%。2008年，中国实现商品贸易顺差2981.3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点，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结束进入衰退期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持续的贸易顺差引发了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正在遭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国际资本无序流入而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宏观经济调控压力。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以此为着眼点，攻击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造成巨额贸易顺差，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2010年G20峰会上，美国更是提出对各国经常项目顺差要进行数量限制的意见，即所谓的“外部不平衡性参考指南”，企图打压中国的外贸出口。因此，认真分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不同统计方法产生的误差，分析造成中国贸易顺差被高估的影响因素，对于全面、深入认识我国贸易顺差，从而制定更好的贸易政策，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以逆差为主、顺差逆差交替出现，到90年代的顺差为主波幅平稳，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顺差逐年扩大并快速上升这三个主要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被诟病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引发学术界讨论的热潮。目前，关于中国贸易顺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顺差形成的原因，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深入发掘提出缩小贸易顺差的政策建议。对贸易顺差形成原因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汇率原因说。继Robinson（1936）提出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取决于Marshall-Lerner条件中的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之后，Alexander（1959）引入弹性分析法研究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汇率变化除去对贸易余额的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贸易余额。然而这种简单的叠加并不能充分反映其中的弹性关系，也不能反映价格变化与国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Mundell（1960）和Fleming（1962）进而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系统分析各种汇率制度安排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但是该模型没有将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进一步延伸至国内外货币供求的层面，也没有分析汇率影响贸易余额的长期机制，因此仍然属于静态局部均衡分析。随着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兴起，跨期预算约束被引入开放经济的研究。Obstfeld（1982），Dornbusch（1983），Greenwood（1988）等人就实际汇率变化与否，分别论述了贸易余额、非贸易品和汇率之间的联系。Obstfeld和Rogoff（1995）进而建立Redux模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