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就业和宏观经济的其他领域不太一样，我们很难看到每年有特别大的变化，而且许多数字如调查失业率迄今没有公布。因此，本文主要是结合较为长期的趋势，结合我国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劳动力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进行分析，为理解中国就业形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一些帮助。

一 就业形势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关于经济增长潜力，通常是从供给方进行研究，即观察构成经济增长源泉的若干因素的相对变化趋势。我们先看看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趋势。大多数计量估计都显示，近年来TFP的增长情况是不乐观的。例如，有一篇加拿大学者和中国学者合作的文章，说1999～2008年期间，中国TFP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甚至为负数（Whalley and Zhao，2010）。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且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缺了重要源泉。

我们观察一个关于经济增长源泉更为细致的研究结果。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做了几个阶段中国潜在增长率的趋势估计（Kuijs，2009），而且做了分解（见图1）。在潜在增长率构成中，就业增长的贡献始终是迅速下降的，劳动生产率贡献相对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是下降的，从1978～1994年的3个百分点降到1995～2009年的2.7个百分点，预测值2010～2015年期间进一步降到2.3个百分点。相应的，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迄今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并将在2010～2015年期间保持高位，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则是，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维系着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即便如此，该研究也预测了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即从1995～2009年的9.6%下降到2010～2015年的8.4%，进而2016～2020年的7.0%。

图1 潜在增长率及其贡献分解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09年之前，资本-劳动比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作出的贡献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十二五”期间，预计这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个成分是来自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一揽子刺激方案，以及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政府大规模投资相比，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更显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的发生（Hayashi and Prescott，2002；Sinn and Westermann，2001；蔡昉，2011）。

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Hayashi and Prescott，2002）在研究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时，得出结论说，第一个“失去的十年”不是因为企业得不到资金，也不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TFP）是指生产要素投入之外，技术进步等效率改善对产出的贡献部分，被看做是劳动力短缺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性增长源泉。日本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造成低效率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相应减少。

日本在第一个“失去的十年”里面，总投资是下降的，这当然和老龄化、储蓄率下降有关。但是，政府采购部分却在增加，占总投资比重提高，也就是说政府补贴、政府投资这样一些保护方式在加剧。因此，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产出率提高，这也意味着资本效益的下降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这种解释，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梅佐乔诺”（Mezzogiorno）是指意大利的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南方和北方巨大地区差距的国家。因此，经济学家乐于把意大利南部“梅佐乔诺”当作一个研究地区差距和趋同的案例。意大利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因而面临着随后的二元经济转换任务。它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中保留了很多二元经济的遗产，始终保持了与北方的巨大收入差距。与此相似的是，德国统一以后，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德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长期保持。

于是，就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梅佐乔诺”（Sinn and Westermann，2001），这两个案例合起来，可产生两点启示。一个是这些在欧洲存在的地区差距，既是二元经济转换中的问题，又是计划经济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