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福利产业化的政策鼓励，并伴随着经济成长不佳的大环境之下，有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NPO）开始将经济概念的商业行为，纳入组织营运模式中。例如，以劳委会“多元就业开发方案”与经建会、卫生署及社政单位推动的“照顾服务产业”，基本上就是类似欧盟国家所推动的“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或“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途径模式。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传统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界线，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分明，社会企业发展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1]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可说是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混合体，代表着另一种慈善福利机构对社会提供的服务。

以台湾社会为例，陈淑兰^[2]认为，非营利组织发展社会企业的环境因素有四：（一）非营利部门面临日增的竞争以及资源的缺乏。（二）福利服务民营化与购买式服务的发展，促使NPO发展使用者付费的直接服务方案，进而形成福利产业的模式。（三）应对高失业率环境下弱势人口群的就业困境，提供这类群体服务的NPO，发展出一些庇护工厂以提供扩大职场安置计划。（四）NPO财务自主性的发展趋势，NPO为避免财务收入来源过度集中而导致风险，希望在政府的补助、捐款之外，能开辟更多不同管道的组织收入来源。

在台湾，非营利组织在永续发展及社会企业的使命与实践中关心两个课题，一是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无论在学术、实务方面，都要与在地公民一同参与、建立小区意识，了解社会资本营造。当谈论到草根公民参与时，扎根、专业性的经营管理便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从社会看企业、从企业看社会，都有互相效法之处，也有其意义所在；另一面向是策略面向，需要从前瞻规划能力上去建构，必须具备全球在地化的宏观意识，因此策略管理人才的培养或参与，对整个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企业，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就是其发展相当重要的关键因素。

社会如何变成企业？企业如何变成社会？社会组织如何进行企业经营？企业如何集合社会与公益目的于一身？这些问题均值得关注。社会企业在台湾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体社会价值观之转变，从公益到利益获取，或是从利润到社会贡献都是其中的重大转换。

一 社会企业的使命与课责机制

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创办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曾说：商业，不仅是财务科学；商业，应该是要参与更多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利用产品作为“密使”，以改变社会或影响你的客户一同进行社会活动。而台湾光原社会企业作为台湾第一个以“社会企业”命名的组织也曾提出：“行动力”就是社会企业使命的最佳展现。简而言之，就是把你的实践主义带入你的工作中。因此，以台湾而言，社会企业不应只是一时的现象，其永续使命可以为：

（一）关心：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人的需求、生命的需求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关怀。

（二）分享：不管是在生产力、技术转移、规模经济、信息科技等面向，都朝向共同分享的目标迈进。

（三）创造：以蓝海精神去体现社会责任，并透过美学经济的观点发展出领先前瞻的意识，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

（四）诚信：企业品牌的荣誉为出发点，强调售后服务、顾客忠诚度、社会资本的汇聚。

此外，企业对于非营利组织之捐赠历史由来已久，但传统上的捐赠目的是以获取公益形象为主要目标（冯燕，2005），但在新型态捐赠关系中，企业捐赠者有较强的理念，希望透过积极参与提升捐赠功能。Wanger（2002）曾提出传统捐赠者对于信的需求较低，而新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的责信明显增高，但其对于非营利组织实务经验较为不足，因此两者间常产生冲突。

对于此冲突，Chris Low（2006）认为社会企业应采取“仆人式”（stewardship）模式，优先考虑提高企业利润，使投资者获得最多的回馈，透过捐助方式获得税赋上减免，重点在于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营利组织采取民主模式，重点在于强调利害关系人的代表性。Low认为，社会企业致理应兼采“仆人式”模式与民主模式，对于社会企业的责信，除应顾及股东利己主义疑虑外，也应考虑利害关系人欠缺企业背景，应同时赋予股东及利害关系人授限制的权利。台湾近年来大力推展的“社会企业责任”便是这两个概念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