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人，出生于海门。光绪乙酉科（1885）举人，甲午恩科（1894）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然而，历经漫长而又艰难的科举生涯后，张謇对官场仕途厌倦至极，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转而从事实业与教育，进而倡导地方自治。清末，他被学部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入民国后，又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等职。张謇一生以兴办实业、教育闻名，从1896年筹办通州纱厂开始，至1922年已形成了庞大的大生企业集团、盐垦企业系统，建立起以师范教育为主，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技校、职工学校等多层次的教育机构体系，被史家誉为“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1]实际上，除了毕生经营实业和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张謇还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主张借鉴西方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扩展其社会功能，并努力付诸实践，在南通构筑了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组织网络，从而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

一 清末民初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一）从传统慈善观到近代慈善公益思想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儒家的仁爱、民本与大同思想，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因缘业报说，以及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2]在张謇一生的慈善思想观念中，同样可见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张謇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儒学，从五岁发蒙到四十二岁中状元，科场沉浮三十余年，有如此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他的思想倾向于儒家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他毕生服膺儒学，即便投身实业后，也“言商仍向儒”。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他所致力的慈善事业及相关言辞中可察觉到。受地方社会善俗的浸润和家庭的熏染，张謇较早有机缘参与慈善活动。1883年，通海地区荒歉，张謇筹议散赈平粜，同年还为山东黄河决口灾区募捐棉衣。1885年中举后，张謇作为地方社会颇有声望的绅士，出于“绅为四民之首”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在慈善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1888～1891年，张謇出面为海门灾区请赈和倡议重设溥善堂，所拟呈文即以儒家思想立论。甲午战后，张謇在通州恤嫠局内附设儒寡会，救助寒士的遗孀。后来他撰《南通养老院记》，开篇便援引孔孟及《礼记》中有关安老之辞。然而，自宋元以降，儒释道渐趋合流，而佛、道二教的劝善书在民间社会广为流行，对民众的向善行善影响颇深，甚至比儒学更有效。在筹募善款过程中，鉴于民间以善行求福报的观念，张謇也顺其所好，借佛道之说进行劝募。1904年，他为通州新育婴堂撰写募捐启就说：“各随愿力，共切劻勷，并恳仁言转相劝募，庶几出五百道乳，等于佛母之慈悲，广七级浮图，无量救人之功德。”^[3]当然，张謇骨子里浸润儒学尤深，因而他有时也将儒释道三者糅杂在一起进行阐说。1924年，他在救济太仓、嘉定等五县难民的募捐启中，就先阐发儒家仁爱观，继而提倡佛道报应说，以鼓励人们积极行善。从张謇的思想冲突及其最终选择而知，时至清末民初，佛道的报应说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仍有影响。

张謇对近代慈善公益的初步认识，大致萌发于甲午至戊戌期间。甲午战败后，民族危亡深重，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民间慈善事业也因之出现新的气象。一些绅商创办阅报社、阅书会、戒烟会等新型社会公益机构，以期开风气、启民智，进而救亡图强。1897年冬，经元善会同郑观应、康广仁、梁启超等开明绅商及维新人士，在上海筹设中国女学堂，旨在改良传统母教为蒙养之本，佐国家育英才。张謇也与谭嗣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先后助资，稍后，他还出席了中国女学堂在沪举行的第一次集会。^[4]正是与经元善、谭嗣同等人的接触中，张謇的慈善思想渐渐萌生一些新元素。匡赞中国女学堂恰是甲午以后他慈善思想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关键事件。而对张謇慈善思想产生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则是癸卯东游和与李提摩太的晤谈两个关键事件。

1903年（农历癸卯年）夏，张謇应邀东渡日本参观第五次劝业博览会。此次东瀛之行，虽以农工实业、教育为考察重点，也关注到一些慈善公益机构。6月15日，张謇参观京都盲哑院，了解到该院向盲人教识字母、算术、按摩、音乐，让聋哑人学习手语、绘画、刺绣、裁缝等课程，使其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自立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