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确立国家文化创新战略以来，我国学界一直努力探索和研究文化创新的作用、意义，及其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作者认为“文化创新体系”应当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就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而言，直到目前正式明确的只有“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实际上主要指科技创新体系。事实上，文化创新体系也从来没有被明确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

当前，文化的地位、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与国家综合实力、文化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文化对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当前国内外新形势下，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创新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发现，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之后，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将对国家创新发展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部分国家已经承担起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当前世界经济呈现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并存的显著特征。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探究“文化创新体系”上升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可能性，为创新理论研究的基点选择提供参考。

一 “国家创新体系”驱动模型

美国从二战期间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国防竞争力之后，把科技创新应用于经济发展，20世纪初建立国家创新体系雏形。1945年总统科学顾问布什发表题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政策报告，调整并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再一次调整并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步伐。2001年1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增长的新基础：美国创新体系的今天和明天》^[1]，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了一整套激励科技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使美国国防科技远远地领先于世界，也给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正是完善有效的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孕育了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促进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发展，也改变了世界各国；不仅使美国的知识经济获得丰厚回报，也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变革。这一启示促进了世界各国关于科技创新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构想。2005年我国正式建立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创新体系战略框架。科技创新体系进入国家创新体系战略位置，并成为很多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这归功于一批学者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国家体系”源于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受某些重要因素影响。“创新理论”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构成的生产体系是一种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功能，包括新的商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市场等。他认为创新是“执行新的组合”，“形成新的功能”，“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与工艺，能够开辟新的市场，新的材料来源及新的组织形式”。熊彼得首先提出“创新是一种社会化活动”，以此区别于个体的“创造”和“发明”。由此，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建立了大企业创新模型，直接反映出“经济的变革与增长归因于（社会化）创新活动”。“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源于英国著名技术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于1987年从《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分析研究日本“技术立国”政策和技术创新机制时，发现创新必须考虑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在国家行为下公共和私营部门形成网状结构，相互之间的行为和作用才能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技术^[2]。1992年，他进一步把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涵盖了与科技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包括大学实验室、产业的研究开发实验室、质量控制和检验、国家标准机构、国立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科技协会和出版网络，以及支撑上述机构的、由教育系统和技术培训系统提供的高素质人才”^[3]。至此，国家创新体系的雏形形成，内含两个要点：（1）推动经济变革和新增长的核心因素是社会化创新活动；（2）社会化创新活动离不开国家专有因素，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变革和增长的社会化创新活动一定是国家行为的创新体系。引用熊彼得的生产函数理论可以清晰表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