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五部分对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部分将用2010年的截面数据对沪深300指数企业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作者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研究变量和研究设计，再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读。

（一）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定性和定量研究。

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路线是：首先从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现状、需求及其特点进行分析，然后从理论或实际角度阐述影响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因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如唐素华（2008）^[1]、陈雪如（2009）^[2]、邱文辉、赵漫（2010）^[3]、林立山（2006）从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需求分析，并对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各自的特点进行简单介绍，更重要的是文章提出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大致内容及提出制约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因素。^[4]徐盟杰、刘晓东（2010）着重对非财务信息的类型和特点、披露动因、供给制约因素、改善的现实思考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以期对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5]Preston等（1997）提出的“提供资金假说”认为，好的财务业绩使公司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去，因此也更有可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6]

对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的一般思路是：首先建立符合上市公司特点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相关数量模型判断影响因素对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程度。蔡凌、单新萍（2009）以平衡记分卡理论为基础建立非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采用实证方法研究除财务信息外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旨在完善公司治理及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7]Bowman和Haire（1975）、Leftwich（1981）和Sean W.G.Robb等都曾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行业属性等因素对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8]

上述研究大多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大多仅以年报中披露信息为基础进行，对企业网站信息以及社会责任报告等的研究极少。此外，由于信息收集工作量较大，这些研究均未考虑到在一定程度上的负面信息的报道可能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导致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强。

（二）变量选择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会因企业所在的国家、地区以及行业等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被要求的信息披露（如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等）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对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评价的结果及分析中，各个行业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如保险行业综合得分（51.9分）最高，而娱乐服务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纺织业、出版业等4个行业的综合得分低于10分；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随着营业收入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见本书B.1）；不同地点上市的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也不尽相同（见本书B.1）。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以下变量为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因素。

1.上市公司企业规模

从政治经济理论来看，大企业对政治成本更为敏感，有动力披露较多的信息，以减少政治成本。^[9]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政府和社会公众尤其对大型国有企业报以更高的期望，因此政治成本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从成本角度来说，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难点之一在于非财务信息的搜集成本高。非财务信息覆盖范围广泛，涉及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很多信息需要从公司外部进行收集和整理，从其获取、记录、分析、整理、加工直至最后的披露，势必会加重相关人员的工作量。对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来说，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拥有大量的资源，能够调动足够的人力、财力从事非财务信息的采集、整理以及发布的工作，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大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单位成本也较低。

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是为了满足法律或相关规定或继续经营。根据该理论，公众可见度高的企业倾向于通过非财务信息披露改善企业形象，因为非财务信息责任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