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常规复苏预期破灭，发达经济板块连续三年缓慢增长，部分经济体二次探底的风险增大，中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国内市场上，面对2010年3月份以来物价持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宏观调控引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两难选择，即维持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的两大管理目标无法同时实现。

在宏观调控要求流动性硬收缩条件下，金融市场中易于调节的部分，包括银行间货币市场、工商企业信贷市场、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成为总量调节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中间市场利率、信贷增加余额等被全面使用；发于银行类机构，经由担保和其他市场增信的资本品兑换通道被部分或大部分阻滞，正规融资渠道率先紧缩，国有和国有控股投资水平迅速下降。2010～2011年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一度降到3%的超低水平。

金融市场为完成宏观调控目标而收缩时，存量投资项目依赖被调控之外的延伸性市场来存续。成熟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间性资本市场能够使物理投资项目在资本品意义上变形、置换、回购和重组，以期挤压杠杆货币中过快的流动速度。在降低经济温度的同时，不至于使物理意义上的实体项目倒塌，否则就会出现像“德龙”案例一样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后实体“烂尾”的灾难。这种比较优质的总量调节不仅能够用增长速度的小幅度损失来维持系统的大幅度稳定，而且还能规避用滚动项目的消融和存量资产的物理损伤来硬着陆。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后，中国主流金融出现了一系列民间金融的新因子，更准确地说，出现了一批与国外资本市场对接的新金融因子。二者或者以民间市场的场外借贷形式，或者以私募股权（小众股权）的场外第三方借贷形式存在，利用追逐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以良性或者和宏观调控方向相反的方式，甚或以21世纪版的高利借贷方式，补充着由于主流金融活动收缩带来的流动性空缺。这种内在机理使得国家宏观调控时期的新型金融市场，尤其是私募股权市场表现活跃。当宏观调控工具运用价格（利率）和总量工具调整金融市场中成熟的部分时，新兴成分便出现并活跃起来。

从外观看，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在经历了2009年骤跌与2010年强劲反弹之后，2011年迎来了大发展的局面。中国已经成为引领亚洲的最为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虽然在产品设计和风险防范等精细流程方面，中国和发达经济私募股权市场有距离，但在规模方面，在成长速度方面，以及在异于西方资本市场制度形式的创新和发展路径拓展方面，大有成为世界最活跃资本市场的势头。正是在上述理解意义上，我们从中国增长与资本市场边界拓展，长链产业、长链金融与资本市场边界共拓展，我国国民经济与资本市场成长的未来，以及我国私募市场的未来等方面，来讨论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和均衡收敛方向。

一 中国增长与资本市场边界拓展

（一）中国增长20年与增长模式的收敛

1991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不断减弱，与以往的波动幅度相比，收敛性趋势相当明显。^[1]1993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周期年度。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处在14.0%的高位，以后逐年下滑并令人意外地将收缩期延长到7年，1999年以后的扩张期又延续8年，直至出现金融危机的2008年。

图1 1953年以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

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波幅不仅在时间序列上走向收敛，在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排列上也走向收敛。我们依据要素流动的合适区域统计了沿海三市、东三省、中部七省（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及江西）和西部13省区市^[2]1991年以来经济的增长情况。四个区域内部各省市区在增速结构上出现趋同特征。

四个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在1996年后向全国平均数字收敛，2004年以后迅速逼近。^[3]增速序列特征上的趋同背后是区域经济在产业结构上的靠拢。^[4]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趋同的产业结构会使一部分地区失去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机会。^[5]

图2 1991～2006年中国各区域GDP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在增速上的趋同可以从车间经济的大发展和产业增长模式在全国各个区域间的趋同上来了解。2010～2011年间，我国生产了全世界1/3左右的物质产品，但还不到世界经济价值总额的8%。这种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缘于我国经济中的车间经济成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