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包含着两大重要含义，即基本可兑换性以及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员。这样的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则需要从四个方面稳步推进，即①资本项目逐渐、有序开放；②人民币境外流通及离岸市场发展；③利率市场化以及④一个基于市场化原则的有弹性的汇率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而在今年国际国内双重变革的背景下，任务显得更加紧迫。国际方面，美元贬值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使得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面临两难选择；国内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劳工成本上涨以及“年轻劳力”的不断减少，使得产业转型以及结构调整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几大关键转型。其一，贸易成本的降低，更平衡的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本地居民获得更多投资海外的机会，会促使本国经济逐渐转向内需-外贸并重的经济模式；其二，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会使得服务业占比逐渐提升；其三，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使目前行政为主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得到缓解。

近期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停止、资本管制应该加强的呼声高涨。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并不赞同。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我们一直强调，由于人民币贸易顺差正在下降、打压房地产资产泡沫会减少热钱流入、中国的高通胀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等原因，人民币升值压力未必会长期存在。其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利率与汇率改革不应单一来看，或者用先后顺序来区分，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同时并举。汇率贬值预期的出现，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好时机，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再次，从国际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教训十分深刻。日本80年代推动国际化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决策者希望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日本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巨大影响，但这种“隔离”式的保护却与日元国际化的初衷相互矛盾。日本经验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四个步骤不是割裂的，而是联系紧密的有机体，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更加注重在促进人民币可兑换的框架下的讨论。应大胆增加人民币的浮动区间，实行蛇形浮动。比如在2012年扩大1%的当日对美元浮动区间，加上10%的一年的浮动区间，在区间内人民币价值有市场供需决定，贬值压力大的时候就允许人民币贬值，同时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体制。此外，需要增加汇率对冲工具，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获得调整的空间。过渡1～2年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正式脱钩，实行有管理的独立浮动。

总而言之，灵活的汇率体制，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是“十二五”末实现基本可兑换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将为2020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一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经济转型

（一）国际国内两大趋势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1.全球经济再平衡之路曲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并未找到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真正的途径，只是将私人的债务危机转换成国家债务危机。因此，美国再次出现了80年代末严重的双赤字问题。在此期间，美联储尽管分别于2009年与2010年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收效甚微，美国经济成长动力缺乏。而欧元区也出现了主权债务问题；与美国债务问题不同，欧元区债务问题之所以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由欧元框架尚不完善造成的，并且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之间、欧元区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政客与选民之间均存在着广泛的矛盾，因此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是个中期性矛盾。

海外经济恶化的现实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海外需求放缓削弱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尽管2011年中国出口额再创新高，但对于美出口已经连续几月大幅回落，目前保持在个位数的增长速度。而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加大，更不利于出口企业保持对美出口竞争力。第二，尽管海外经济放缓对全球油价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有利于缓解短期输入性通胀压力。但从中期来看，如果下半年美国推出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美元超发仍可能引发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