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依然笼罩全球，整体经济复苏进展缓慢。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经济有阴有晴，在震荡颠簸中前行。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并非进入全面衰退和寒冬阶段，这或许是令人略微宽缓之处；总体数据似乎基本向好，房价在力度空前的调控下有所回落，CPI涨幅在年中冲上新高后回降，但许多深层矛盾纠缠，如股市在年底前跌退到10年前的水平，对社会心理造成普遍的冲击。中国经济正承受着内外压力和转轨阵痛，也正在孕育和积蓄继续变革的能量和希望。这既可能是未来转机的拐点，也可能是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严重化的警示。

2011年的广播行业本质上也酝酿、尝试或践行着相应的矛盾和调整。不过，2011年在中国政治运行和经济计划中，主要是一个过渡性年份，更多的注意力在2012年上；因此2011年的广播业，亦是一个相对平淡、“踏步观望”之年。广播业年内的变化不能算少，但受外界重视的热度并不高，变化主要为内部腾挪和局部调整。

一 年度关键词：“调整”、“转变”

在广电行业层面，2011年的转变强调融合传播。2011年1月，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代表总局党组作工作报告，提出广播影视业在“十二五”期间必须实现“六大转变”，2011年年内要着力完成“九大任务”^[1]。“六大转变”和“九大任务”在2011年度目标上形成若干交叉，其中以统筹协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快传统广电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转变，为行业管理和业内改革调整的首要任务。这一重点显示：在改革进程中，广电影视行业之传统构件与新媒介元素在管理、结构和框架中的碰撞融合处理，将成为突出问题。^[2]具体要求是：加强建设和加快完善农村广电服务体系；提高质量，加强管理，保证“安全播出”；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广播电视网由单一传输覆盖向全功能业务型的转变；加快由国内为主向统筹国内国际发展的转变等。这种转变当属广电业内部自身调整的战略设计。

在具体操作层面，广电业正面对来自外部的“三网合一”的巨大压力。2011年7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求是》上撰文说：在三网融合上，除了面对技术挑战之外，还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他批评说，正是这一点，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3]中国三网合一的直接参与和竞争方主要是广电业和电信业两大阵营。对三网融合自我解读的这两大部门，其结构特性各不相同。广电行业体制是行业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具有行政和意识形态资源垄断优势地位；而电信行业体制是以工信部为行业主管，实施垂直和跨地域的集中、垂直管理体制，具有技术、资本和行业规模垄断优势。当行政和意识形态垄断优势遭遇技术和资本市场优势时，两者在发展观念、行为标准、传播准则上存在巨大差异，彼此僵持不下，只能等待更高一级的权力裁决。然而，面对方枘圆凿式的两难，解决的出路其实不是在行业或部门之间抹稀泥，而是需要实施体制性手术。因为，三网合一本来就不是一个“三网”变“一网”的技术或应用问题，而是经济技术制度安排的社会改革。

为应对三网融合，广电业一是争取有利于广电方面的政策保护倾斜，同时在内部实行整合调整，集中力量。“二台合并”就是当下广电行业内的机构形态转变的主要任务，它将影响广播业未来运行的实力整合和行业背景。“二台合并”指一个行政区划内原来分立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行机构合并。这一合并最早起于地市级，在省级层面的实施高潮起于2010年：上海、北京、湖南、江苏等广电强势省市纷纷实现二台合并。2011年年初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4]：全国已有244家副省级以及地市级广电播出机构实现了二台合并；年内安徽、贵州、青海、陕西、重庆、安顺、自贡、株洲等多省市也完成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二台合并”^[5]。据2011年年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使用的数据，全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638个，开办广播频率2726套。^[6]尽管2011年整个广播行业的最终统计数据还有待官方的正式发布，但对比过去两年相关的行业数据，不难看出，省地级别的广播电视合台数量的上升，一直靠行政干预的推举，并且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