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令人费解的是，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何以突然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严格地说，劳动力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企业能否雇到所需工人，取决于能否支付工人所预期的工资水平。只是提高工资的能力，无论对企业而言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都在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同步提高。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不涨薪是等死，涨薪是早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企业能否生存，则在于劳动生产率能否赢得这场比赛。

截止到2011年9月1日，全国已有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有20个省份最低工资涨幅超过20%，其中中西部地区调整力度更大，海南、四川、西藏等地增幅达30%。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度调整，虽然并非劳动力市场配置的直接结果，却是地方政府对劳动力短缺这一市场现象做出的积极反应。虽然许多人并没有将其看做是2011年民生领域的重大变化，然而对于经济界来说，其影响十分重大，甚至成为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信号。从市场角度看，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承继了2004年以来的趋势快速提高，企业感受到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那些无法适应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生存危机。

遭遇到动荡的世界经济负面打击，也受以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为优先目标的宏观调控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减速。然而，不像以往那样，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就业冲击。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就业波动的一些特点。首先，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就业指数显示出一定的波动。以该指数与基准点（50）的比率表示，全年制造业波动幅度在0.98到1.02之间，略显不景气却并不剧烈。其次，公共就业平台调查的岗位供给与需求之比（求人倍率）一直处于1以上，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免受就业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1%。

图1 适度的就业波动成为正常现象

周期性现象常常预示着结构性变化。因此，从表面周期现象看到背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决策者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以短期的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缘木求鱼倾向。沿海地区部分企业的经营困境，看似缘于出口不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则是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的转换，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同时存在，提出崭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早熟特点，对劳动力短缺现象和工资上涨的前景做出判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出政策建议。

二 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2004年之前，中国直到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

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人。不过，这个劳动年龄人口是一个年龄范围比较宽泛的群体，并不直接对应就业人口。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及其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还可以观察20～59岁就业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按照这个口径预测，中国劳动力供给高峰仍将持续，要到大约2020年该年龄组人口总量才达到8.3亿人的峰值（见图2）。那时，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