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元化办医的定位

（一）为民营医院正名

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请西医为其妻莫氏治病，数月后莫氏痊愈，西医神奇的疗效及先进的器械，让李鸿章大开眼界。其后，他号召天津本地士绅、洋人买办捐款兴建“伦敦会施医院”，聘任莫氏的主诊医生英国教会牧师马根济为官医，担任院长。

彼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美国传教士伯驾已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但天津这所兼收达官显贵和贫民的医院，依靠头等病房的高额收费补贴三等病房的穷困患者，建立了中国的慈善医疗模式。若干年后，医院被伦敦会收购，于是李鸿章停止对该院的资助，同时奏请清政府建立中国第一家官办医疗机构——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1893年天津总医院建成，并设立西医学堂，培养中国的西医人才。后来国民政府将其迁到上海，更名为国防医学院，附设中美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医学院更名为华东人民医学院，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中美医院改名为长海医院。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收回全国医院所有权，此后近30年间，中国只剩下公立医院一种所有制形式，由国家统一拨款建设并管理运行。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允许民间及外资投资医院。与公立医院概念对应，本应被称为私立医院的机构，被冠以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特色的名称——民营医院。

这个名称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身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逐渐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腾飞有着极大的渴望，但却不愿大方地面对新的经济体制。人们不愿使用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的“市场经济”四个字，于是将它戴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帽子。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如今已被广泛接受。

但民营医院的帽子却始终未被摘去，名不正则言不顺，部分民营医院如今却变成了“黑心医院”的代名词。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股份制、中外合资、港资、台资医院等名称令人目不暇接，也将原本明了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概念变得更为复杂。为民营医院正名，这样才可厘清概念，也可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良性发展和多元化办医。

（二）医改成功需要打破公立医院垄断

从数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称“医改基本不成功”，至2009年新医改出台为止，在顶层设计上私立医院始终处于缺位状态。据卫生部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私立医院数量已达8053所，占全国医院总数的37.2%。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竟然被拒之于医疗体制改革的门外实属不合理。

医疗政策过分集中于公立医院，也助长了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在这种不平衡的市场结构里，无法形成医疗体系内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公平和良性的竞争局面。2010年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对全国6204家拥有独立财政权的县级医院竞争力进行调研，研究报告显示，县级医院受当地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交通因素和医保报销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呈现地区垄断的态势。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原因。

公立医院的强势地位，令私立医院难以与之抗衡，不仅不利于良性公平竞争，也对服务质量的提高造成动力不足，并使公立医院缺乏危机感。在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成本的上升使得自负盈亏的公立医院不得不去追逐利益，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导致医院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找不到“黄金平衡点”，因而衍生出如回扣、红包、小金库等恶性趋利行为。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医生和医院的形象，还使医疗体系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

垄断地位使得公立医院形成了“稳坐钓鱼台”的心理，追求局部（本院）最优化而拒绝总体（全国）最优化，在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服务能力等方面缺乏积极性。大城市大医院对小城市小医院的人才及病人的“虹吸现象”严重。垄断排除竞争，不仅医院如是，其他行业亦然。比如美国汽油价格低于中国，但中国的垄断公司却因为经营亏损而要求加价。相反，原为国有的酒店业、餐饮业因打破垄断局面，在市场的洗礼中愈发成熟，不仅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更诞生了许多自主品牌。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饭店服务人员态度差，常未到点就赶客，不细心打扫卫生，厨师不思创新，常年以单调菜谱示人。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