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中国政府于1978年开放了与美国的学术和科技交流，并指派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该项目。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执行主席，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负责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学者出国学习和交流的相关协议。^[1]由于中科院在“文革”期间曾受重创，所以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第一次整顿时便将中科院和各所大学作为整顿工作的重中之重。自1979年以来，中科院已经以“访问学者”的名义输送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出国学习和交流。由于中国科研人员存在“人才断层”（missing generation），所以送学者和学生去海外接受训练便成了中国在科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方式。

同时，包括中科院在内的研究机构是推动中国自身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2]中科院致力于输送科研人员出国学习，在中国的科技转移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96年开始，中科院便以“百人计划”的名义公开吸引和奖励那些有新想法或者能填补中国科技空白的海归科研人员。然而，其研究环境和研究经费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这些激励措施虽然对海外的博士后和初级研究者颇具吸引力，却很难吸引顶尖的学者，很多顶尖学者并不愿意以全职的方式回国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对基础科学投入不足，很多出国学习的科研人员选择留在海外，或者回国后由于薪资太低而投身商界。中科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是一个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机构，2002年笔者访谈该所时，该所还很少有海归博士。笔者当时采访其主任时，他说该机构一直面临“人才流失”问题。

（一）分析框架：稀缺、环境/机遇与激励

这部分提出讨论“回溯性迁移”（return migration）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三个组成部分：稀缺（shortage）、环境/机遇与激励（rewards）。所谓“稀缺品”，是指那些相关领域急需的技能、资源、资本、技术、关系网或信息。海归可以在国外获得这些东西并带回国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海归可以将这些技能、知识或者关系网直接变成他们个人能力集或者人际关系网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掌握一些国内相对短缺的技术，便能拥有“跨国资本”（transnational capital）。^[3]

1.稀缺性

“稀缺性”借用了劳动迁移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的观点，即海归在国外寻求的那些国内相对短缺的资源、信息或者技术。根据博尔基亚斯（Borjias）和布拉特斯伯格（Bratsberg）的观点，出国的人应该带回来那些在他们回国后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技能。^[4]掌握这些技能会给他们带来在国内市场的相对优势，因为这些因素正是那些未出国人员所不具备的。

因为这些技能是在国外获得的，所以海归事实上是在转移技术，^[5]而这也正是他们实现重新安置的基础。^[6]由于这些带回来的技术能够填补本国的技术空白，相关国家会为这群人提供特别的激励以吸引他们回来。各种实验室、公司和大学也会鼓励这种技术转移，因为这可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科技短缺的存在，也意识到弥补这些差距的重要性。上海政府1999年的一份文件指出，上海想吸引的海归人群是“那些有专利和发明，或者拥有国际领先或能满足国内急迫需要的技术……以及那些在急需的专业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人”。^[7]魏祖钰是中国关于海归政策研究最为透彻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强调中国必须吸引那些经济建设与发展最紧缺也最需要的人才。2006年，他援引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一份会议文件，号召努力吸引海外的“紧缺人才”回国。^[8]

2.创造机遇并扫除障碍

海归对自身“跨国资本”的运用依赖于政府或相关组织创造有利于他们个体或者群体（组织、公司或者城市）发挥比较优势的国内及国际环境。本文把这种环境定义为“机遇”（opportunities）。政府可以发挥作用，比如放松对国内经济的管制，并创造对海外本国人员具有吸引力的政治、法律、社会以及市场环境。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吸引人才回国，就必须推动教育、科学与经济的发展，以提高整体的科学环境，就必须在这些方面投入重金。根据卡斯特尔（Castell）的说法，“政府通过拖延、放纵或者引导技术创新而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传递信息并将在特定时空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力量组织起来”。^[9]政府也必须从制度、法律或者文化上扫除对海归的“偏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