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城市,也是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先行先试的示范地区。在前期的发展中,上海通过所谓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树立起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上海模式”,为全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上海的经济发展率先进入深度调整期,通过行政体制的内部改良来推动区域发展的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已达到“边际”,改革的调整空间日趋狭小。面对新一轮的发展诉求、存量改革中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群体多元化趋势,上海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魄力、更系统的方式,率先进行政府职能的全面调整,为上海经济转型、社会多元和市场完善提供环境基础,也为各地的改革实践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
一 上海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脉络分析
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按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转变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特别是浦东1991年开放以后,上海利用中央赋予特区的改革自主权,实施“以东带西、东西联动”的发展战略,通过打造“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提出多种制度创新,把规划权下放到区县,在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把政府的监督管理从“事前”调整到“事后”,成功实行了土地批租、发展资本市场、吸引外资等一系列经济项目,推动了数轮城市改造与开发,形成了强大的资源集聚与配置能力,使上海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一工业城市演化为一座以金融、贸易、航运为支撑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行政管理模式
1949~1982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从工商业综合性城市转变为单一型工业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高度封闭集中,政企合一,条块分割,基础建设滞后。上海曾经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也是新中国成立初中国最大的工商综合性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拥有600万人口——上海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在区域策略上具有区域资产、大规模经济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而且体现在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在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1949年后,上海逐渐在中国的工业化思潮中转变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同时在中央政府威权体制中,上海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成为地方执行机构,这不仅反映在中央对上海的干部人事安排上,而且表现在对本市国有企业管理与财政政策上。
但是,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从工商业综合性城市向单一型工业城市转变过程中,由于1949年以前上海具有非常优越的工商业基础,上海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长期运行中形成了独特的惯性。如上海的行业组织发达,行业管理基本上是通过行业自治完成,“到解放初期,上海各类同业公会发展到400多家,覆盖了整个上海的工商业”。[1]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总背景和共同要求下,上海从中国最大的工商业综合性城市转型为最大的单一型工业城市,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逐渐缩减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职能重点是保障区域工业生产和效率,满足中央财政需求。在这一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上海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本相对其他区域高,对原有制度的破坏力也更强。
(二)市场化初期的“企业型”行政管理模式
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上海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市场经济建设开始了初步探索。在举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呼声中,上海提出事权下放、分权明责的行政管理构想,并开始进行政府管理职能下移。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并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以政府机构改革为突破口的路径。按照中央的要求,上海从1983年起,实施了地方政府职能的第一轮转变。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点:第一,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了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政府对企业由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到以间接管理为主。在合并、撤销专业机构的同时,先后建立了经济委员会等宏观管理机构。第二,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在这个时候,政府系统的监察、审计、信息中心等管理机构得到加强。
然而,在中国“财政大省”和“文革”中“政治大省”的双重影响下,上海与中央间呈现出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上海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整体而言,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明确了职能转变的方向和途径(理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推进了机构改革。但由于计划经济中地方职能错位严重,同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巨大转型的“阵痛”,新的经济体制很难建立,因此整体效果比较有限,上海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均明显落后于东部其他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开放政策的先行先试区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上海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