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慧的《上海宝贝》始，关于“自我”与城市关系的焦虑在“70后”小说创作中未曾间断。卫慧、棉棉等人对城市边缘、前卫经验的书写所带有的先锋探索色彩，在时代的浮躁气息和大众传媒的商业炒作中，蜕变为“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商业性诱惑和大众文化趣味，招致了诸多的批评与指责。这样的一个起点，对“70后”作家整体的身影多少构成了遮蔽。尽管在当下文学格局中，“70后”已然是越来越重要的生力军，然而却似乎一直难以摆脱某种夹生感，既无前辈作家的文坛地位，又无更年轻的“80后”作家的商业成功。“70后”作家遇到的困境，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瓶颈：启蒙、精英、民族国家、历史，被逐一消解；“个人化”立场被不断提纯。生长于意识形态的断裂处，“70后”一代在青少年时期即告别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开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一个巨大的裂缝中确立世界观，寻求文化认同。成长于城市化高速行进的时代，他们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偏向城市经验的审美传达，这也是现代性叙事的必然选择。从“个人化”角度出发，他们试图进行价值与身份的重构，由此塑造出一系列城市生活的失败者形象，集中折射出社会转型期文化认同的困境及一代人的迷惘与探寻。

一

20世纪末的“上海宝贝”们曾希图以与传统绝缘的方式确立自身。她们对生活的认识是非日常的，认为琐屑的日常生活“绝对不是生活的本质”，不过是“悬置于强大的生活之流上方的恍恍惚惚的东西”^[1]。由此，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便也成为必然，她们最终没能与城市建立起稳定、可靠的联系。分化从一些作家的自我反省开始，魏微说：“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像所有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无知无觉地成长。上学，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慢慢地负起责任来。一切枯燥之极，也偶有抱怨，因为辛苦，劳累，为千百年来就存在着的道德感所约束着。”^[2]传统的道德感与日常的伦理规范，重新进入“70后”一代的创作视域。与卫慧、棉棉笔下“纸醉金迷”的都市意象和时尚、前卫人群的“另类”生活不同，活跃在21世纪文坛的“70后”作家，如魏微、戴来、鲁敏、乔叶、盛可以、金仁顺、徐则臣、李师江、田耳、张楚、于晓威、路内、巴桥、海飞、葛亮、黄咏梅、杨映川等人，他们笔下的城市生活趋于庸常、平淡，中小城市的景象与寻常巷陌里小人物的悲欢，被普遍地纳入叙事视野；在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中，叙事的笔触也多指向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底层人物。与“上海宝贝”们一心想融入都市的繁华有所不同，后来的“70后”作家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出离的冲动。而且，他们中往往越是严肃、认真的写作者，这种出离的冲动表达得就越强烈。

正如有评论者注意到的，“70后”作家笔下所书写的“大多是小城景象和小城人生”^[3]。在魏微、戴来、田耳、路内、徐则臣等人的笔下，都反复出现“小城市”的意象。这自然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生活经历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小城市为背景的叙事并不多见，“乡村”与“都市”的两极，构成了当代文学叙事最主要的地理空间，而处于“过渡”位置的小城市在“中国经验”中的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认识。“70后”作家关于小城市的叙事正是在此意义上弥补了当代文学经验的缺失。

魏微初登文坛的处女作即为《一座小城》，此后又陆续推出《大老郑的女人》《尖叫》等“小城系列”作品。魏微笔下的这些小城朴素、平淡，存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特征，呈现出不同于现代都市的舒缓、静谧，但叙事又不时以游离的个人欲望与自由伦理渗入到对小城人生的判断。在《储小宝的婚姻》中，储小宝与恋人终成眷属，过着趋于平淡的婚姻生活，叙述者对此评论道：“这段爱情成了事实上的婚姻，这真是人世间最邋遢的事情。”在对小城经验的表述中，作者倾向于描写那些在传统道德与公共伦理边缘挣扎着的小人物。在《尖叫》中，发生在17岁少年和8岁女孩之间的身体事件由于越出公共伦理而受到残酷的惩处。一边是个人性情的特殊与具体，一边是小城日常公共伦理的冷漠与粗暴，个体生命在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