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人来自社会底层，拥有理智却没有权力，拥有欲望但缺乏实现欲望的途径。工业革命让他有了文化，有了最低限度的闲暇，但是资本与官僚沆瀣一气，大行其道，剥夺他的外套……地下人生活在马克思概括描述的无产阶级与真正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痛苦的中间地带之中。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绝大部分在讲犯罪，讲人的堕落。然而他最想讲述的却是人如何得到拯救。

——甫跃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孩子》甫跃辉的写作中有一点很特别，他在每篇作品后面，都要署下极其精准的时间，如《动物园》写作于“2010年12月6日6：30：41师大一村”，《苏州夜》写作于“2012年1月6日4：53：33师大一村”，《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写作于“2013年3月22日2：52：12”，这一串串如此精确的时间标记有一种反讽般的惊悚感，似乎前一秒和后一秒，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他所能感知的只是此时此刻。

在小说集《动物园》的后记中，甫跃辉用以赛亚·柏林流行的“狐狸”和“刺猬”来理解自己的创作，他认为“刺猬”类乎长篇，“狐狸”类乎短篇，“刺猬”意味着“终极的解决方案”，而“狐狸”般的短篇“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1]。甫跃辉以“青年作家”的口吻说，“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2]。自从在《山花》2006年第9期发表处女作《少年游》至今，甫跃辉7年来一共发表了43篇短篇、14篇中篇，“狐狸”般地在云南与上海、乡村与城市之间游走，他似乎知道很多的事。

然而甫跃辉所拥有的只是此时此刻。同样是行踪不定的漂移，在苏东坡那里何其洒脱：“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3]古典时代的大作家拥有无限辽远的空间，飞鸿踏雪，悠然与天地同在。然而和青年苏东坡相比，相似年龄的甫跃辉，则直面着世界的枯竭，他在时间洪流的孤岛上写作，他的人物在逼仄的空间中挣扎，伤害别人，更被别人伤害，人性沉沉地下坠，在深渊中偶尔惊鸿般透出一线光亮。在所有的关于甫跃辉的评论中，李敬泽说得最为精当，“他的小说和他的人物一开始就被紧闭在这个地方，这个庞大都市，这个此时此刻……甫跃辉力图表现个人世界的枯竭——他使枯竭转化为意识，变成被我们想到、认识到的事物”^[4]。

对笔者而言，甫跃辉的“枯竭”，以及对于“枯竭”灵光骤现的拯救，是他的小说中最迷人的时刻。

一 枯竭

对于“枯竭”的追索，将我们带到甫跃辉的城市小说系列——主要以顾零洲及类似青年为主人公的上海故事。这批小说有《巨象》^[5]《晚宴》^[6]《饲鼠》^[7]《动物园》^[8]《丢失者》^[9]，以及《走失在秋天的夜晚》^[10]《苏州夜》^[11]《亲爱的》^[12]《朝着雪山去》^[13]等。这类青年大多数出身农村，在上海的重点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在这座国际大都会中开始新的生活。

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上，顾零洲故事其实是高加林故事的延续：来自偏远山区的青年，在“现代”的召唤下，割裂乡土的一切，再造一个新的自我，憧憬在大城市中安身。不同的是，在高加林的时代，对于城市的憧憬是通过阅读，在《人生》小说版中是高加林阅读《人民日报》国际版，在《人生》电影版中是高加林阅读《人民画报》，眼前不断幻化出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一系列符号的交换：高加林穿着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聊着波兰团结工会、里根与国际能源问题，这一套符号置换了巧珍带来的“狗皮褥子”与“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然而，在顾零洲的时代，今天的青年所面对的不是符号的交换，经过三十年铺天盖地的城市化进程，他们都已经将现代的符号系统内化了，他们所面对的是冷酷的资本交换，人与人的交流（也即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所寻求的“爱”）必须通过资本交换的过滤。我们看到顾零洲们一次次艰难面对女友的诘难：“最近一次他再说时，女友狠狠瞪了他一眼。‘结婚？怎么结？晚上睡大马路啊？’”^[14]（《巨象》），“她甚至质问过他，毕业时你能有二十万吗？”^[15]（《晚宴》）难得的一次逃离发生在小说《红鲤》中，一对青年恋人寻找“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