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
2013年上海文学界发生了诸多讨论,时有争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文性与实践性结合,批判性与建构性并举。通常的情形是,对纯理论的探讨,引发了对实践的探求;对某一事件与现象的批判,又引发了更为强烈的建构愿望。这使得这一年度的文学批评较之往年,有了更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介入性。这些事件与争论,择其要者,主要是“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与“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探讨;“2013上海国际文学周”关于如何建立书评独立性和公共性的讨论;人文精神再讨论引发“新媒体时代,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的思考;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给国内童书界带来有价值的影响;等等。这些探讨与争论,围绕文学展开,又不局限于文学,对人们在更高层面上深入认识文学现状与相关问题,推动上海文学发展都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与“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探讨
上海历来是文学批评的重镇,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但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是否也举足轻重?在2013年10月27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与《文学报》主办的“上海文学批评与文学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上海文学批评依然处于前沿地位。“如伤痕文学、讨论文学是否是阶级工具、人文精神讨论、重写文学史、‘70后’‘80后’文学发端等,都发生在上海。”他同时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确有“不在场、不切近、滞后现象”,“不断缩小的批评与不断扩大的文坛,形成鲜明对比”[1]。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界,也是上海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当天揭牌正式成立的“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当代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给大会发来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对于研究上海文化与文学的成果和未来,有重要的延续意义。”另外,研究中心的成立未尝不是呼应了本土批评家的关注与期待。
华东师大教授王铁仙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活跃的一大批年轻批评家,如李劼、王宏图、葛红兵等,同时也是作家。他们对创作和批评都有体察,学识基础也好,虽是出身于现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关注的却是一些相似的问题,容易有共识。但之后随着学科调整,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分离,就造成了许多隔阂。“比如现在的文艺学研究生若想做作品评论,就不容易通过。现有学术体制存在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种智慧,许多愚蠢的批评就是因为批评家没有对自己负责,被体制、利益、教育等禁锢了。因此,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表示,一个称职的批评家当然是要保持个人趣味,各得其所,无需强迫去批评或不批评。“个体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文学趣味和鉴赏力负责。”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所言,身处体制中的批评家难免与文学越来越远,评论界的“抱团”现象也是批评家精神无法独立的重要根源。有了利益的关联,批评家又怎么会真诚地对待文学?“谈文学,要有文学的趣味、热情、想象,我们现在对文学生态都不了解,强行去面对,状态自然就不对了。”
当然文学批评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意味着其前景黯淡。在郜元宝看来,越是没有文学的时代,越可能出现文学,批评同样如此。归根结底,还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发现文学的窗口,不要被太多文学之外的话语包围。“别人给你一个探照灯没用,真正需要的是萤火虫那般属于自己的光亮。回到上海当代文学这个话题,我们也许会感受到,在这样一个信息交互的高速时代,真正的地域写作是否形成足够经验?许多写作是本土的,也是国家的,甚至世界性的。也许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些限制,只要深入了解这个时代个体的生命体验、地域体验,就可以期待。”
事实上,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上来,而文学的发展也呼唤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2013年6月2日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颁奖典礼暨“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座谈会上,评论家陈歆耕注意到在批评实践过程中,经常碰到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发表了批评文章以后,被批评的作家会做出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