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市作家协会重启“专业作家”引进工作的相关背景

2008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宣布向全社会公开吸收专业作家。消息一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原因，一是上海作家协会已经多年未进行专业作家的引进工作，此次重启专业作家的吸纳，不但给广大想成为专业作家的写作者传达出新信号，也给沉寂多年未吸收新专业作家的各地作协传达出新信号；二是专业作家制度在当时正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批评，更有人从质疑“专业作家”到质疑“作家协会”，认为“作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1]。而上海作协重启专业作家的引进，实质是对这种批评意见给予了一定的回应。

那么，到底什么是“专业作家”？是不是“专门靠写作拿工资的人”就是专业作家？规范地讲，确定专业作家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人事编制关系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二是工资津贴由国家发给，三是工作以从事专业创作为主。专业作家的工资情况根据作家所在序列确定，与级别挂钩。中国作家的级别确定都由专业技术评定，根据创作实绩和文学水平由专业作家评审委员会确定^[2]。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专业作家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而这几方面的批评，应该也是上海作协有所顾虑、多年未吸收新的专业作家的主要原因。

其一，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协，是模仿当时的苏联建立起的作家行业协会，专业作家也是这一模式下的产物。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计划经济下的各种体制已被不断打破，作家协会及专业作家在这一大格局下，也应该打破成规，改革自身——还有观点认为，作协和专业作家制度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应该被取消。例如吴冠中在访谈中就认为，应该取消美协、作协以及文联。在他看来，“该不该养作家？要不要取消作协？哪些作家是该养的？这些都是问题。作家公平竞争，创作才能上去”，“现在的美协、作协和文联这些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文艺体制的问题。从层层协会到层层文联，机构庞大，如同一个国家部委。但同时又有一个文化部，这不是重复吗？”^[3]

其二，“专业作家”依附于体制内，不值得尊重；通过评职称来区别作家的优劣，更为荒谬。例如韩寒在批评洪峰上街乞讨的行为时，将洪峰直斥为“二奶”，指其“乞讨绝对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企图达到某种目的，是想继续依附于旧体制，这种文人算个屁”。^[4]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直言：“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给作家评职称的国家。中国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给作家评级，只有读者有此权力。”^[5]

其三，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就是“养懒汉”，出不了好作家和好作品，应该把专业作家推向市场，由市场说话。并且认为，当初设置“专业作家”，是体制创建的一大失误，“该体制的设计者忽略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艺术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用圈养的方式为作家提供帮助，实质上恰恰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是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来管理艺术生产。‘专业作家’的诞生，等于国家按照统购统销的物质生产方式来买断作家的艺术创作，简直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不愁作品的‘销路’，容易使某些专业作家不注重作品生产的质量。不仅如此，由‘专业作家’体制形成的惰性，使得一些作家不出作品照样领取工资，照样享受作协的各种福利待遇”，“把‘专业作家’推向市场，是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因为“让市场说话，远比作协自己去下评语更中肯有力。专业作家本来就是下海人，现在让他们回归到社会这个海洋里游泳，是成就他们的唯一办法”^[6]。

不过，透过对“专业作家”的批评，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更实质性的批评：大多数对“专业作家”的指责——无论是“懒汉”也好，“二奶”也好，“太监”也好——其背后的不满更指向于传统体制下的“作家协会”；对“专业作家”固然有批评质疑，但更认为这种问题的症结在于“作家协会”这一制度。而对“作家协会”的指责，尤其集中在“作家协会”的官僚化、官本位等方面。例如，2003年，作家李锐发表公开信，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并退出中国作协，“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