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播媒介的言语特征：媒介环境论的视角

2012年，央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与分析》），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从各类媒体的渗透率情况看，传统的五大传媒中，电视媒体居首位，虽已接近饱和，但相比2007年渗透率仍有所上升（99.23%）；报纸虽依然处于媒体渗透率第二的位置，但是已经没有竞争的优势（比五年前下降了6.56%，为53.97%）；互联网媒体渗透率大幅提升，已经超过杂志（第三位，上升了33.17%，为51.88%）；杂志居第四位（下降了8.41%，为45.62%）……手机媒体的渗透率达到44.03%（第五位）；广播媒体的渗透率已降至33.41%，历史性地退出前五媒体排位^[1]（第八位，排在车载电视和楼宇媒体之后）。”^[2]

广播媒介已退出五大媒体之列。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生存的困境，引发了业界与学界的广泛讨论，我们看到，“媒介融合”成为近年来广播调整的大方向，它试图通过与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的技术融合，突破单一的终端接收平台，以电子广播、网络广播等新的技术形态拓宽受众群体。同时，广播也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内容升级”——更高效的新闻直播、更丰富的音乐电台，更立体、更广泛的受众互动^[3]。但是，建立在技术融合基础上的媒介融合，也许可以实现广播媒介的“变形”，但绝非可能带来真正的“蜕变”。也就是说，“媒介融合”的策略使得广播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媒介，它在功能与技术上愈来愈趋向于新媒体，新媒介环境下的广播将成为“广播、电视、报纸与互联网的集合体”，但这种“变形”始终只是技术层面的，它只是广播媒介在新媒体冲击下的无奈之举。真正的机遇在于“蜕变”——准确地说，是一种“回归”，回归语言逻辑的起点，找回广播媒介最初的隐喻（metraphor）。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在尼尔·波兹曼看来，媒介即隐喻。他更进一步区分了“信息”与“隐喻”，他指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4]可以称之为“媒介”的对象，并不只是一种技术，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参与构建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因为技术一旦“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5]。一种媒介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的结果在于，它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们判断、思考、处理事物的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种媒介环境论的角度来看，钟表绝非仅仅是工匠的杰作，它是人类重要的媒介，“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也不只是神秘的技艺，它“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更不只是电磁波技术的成果，它“把新闻变成商品”^[6]；而作为“媒介”的电视，转瞬即逝的图像取缔了印刷文字的线性逻辑，把时间与空间变得支离破碎，把一切事件变成娱乐。

那么广播媒介是怎样的隐喻？广播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它鼓励怎样的对话存在？在新媒介语境中，广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如何，它是否已成为其他媒介文化形态的附庸，如果是，又该如何剥离？

从口语、文字、印刷术、广播、电视到互联网，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论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倘若我们接受了麦克卢汉的思维——一种隐藏在中性技术论表象下的隐约的乐观理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续的世界：文字对口语的记录，印刷对文字的记录，广播对文字的扩散，电视图像对广播的完善，互联网对文本、图像与声音的完美融合，这是一个毫无断裂的连续的体验。然而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何公共话语与广泛的政治兴趣让位于没有边际的消费与娱乐，为何理性的阐释话语被铺天盖地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表达所淹没。我们不难发现，麦克卢汉的后视镜思维是建立技术层面的，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是着重于文化层面的，结合两者，断裂和连续将变得能够理解：口语、文字、印刷术到广播的媒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