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

2009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曾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主题展开过研究，主要分析了“社会转型改造”的问题。当时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关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所涉及的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管理制度要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即建立和完善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之外的公共治理结构；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制度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即加快转变“国有国营”的社会事业体制；三是社会保障制度要从“碎片化”逐步走向“整合”，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2010年开始，《上海社会发展报告》，分别就社会建设的投资与运行（《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0）：投资社会》），上海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的努力（《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1）：公共政策与社会融合》），以及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发展轨迹（《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2）：创新社会管理》）做了比较全面的跟踪观察与分析。2013年初发布的《上海社会发展报告》则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切入口分析预测了上海需要切实面对和推行“积极型”社会政策的问题。从这五年发展报告主题的发展轨迹来看：“投资社会”—“公共政策”—“创新管理”—“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组成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公共议题都会归结到一点：必须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上海的发展也一再证明了继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艰巨性。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创新，由此，创新社会体制、加快社会建设成为2014年发展报告的主要议题。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对我国在新的发展时期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性布局。而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针对实现“五位一体”建设发展蓝图的关键性前提，做出了鼓舞人心的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并且从十六个方面对六十个重大的改革任务做出了顶层设计的具体部署^[1]。在这十六个方面里，虽然直接和社会领域有关的仅是两个方面所列出的九项重大改革任务：“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42～46）”和“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47～50）”。但是结合十八大对“五位一体”建设的布局思路来看，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牵涉的内容，而且实际上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环境生态体制多方面的改革紧密相关。因此改革和配套的内容绝不止这九项。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并且指出，全面改革意味着“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是要把体制改革和“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总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是和社会紧密相关的，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活力。我们需要把社会建设和总目标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综合分析，以便更好地思考上海社会体制应该如何进行创新改革，以及观察它的发展趋势。

一个社会的各种运行体制是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的各种制度性安排都离不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发展体制的安排。所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需要把改革深化到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把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文明层面的交互性改革阶段。正如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期待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因此，我们认为创新社会体制的目的和方向，在于提高社会发展的活力。让制度成为发展的内生性变量和动力。

如同20年前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一样，2013年的上海再次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先行者”。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上海成立全国自由贸易实验区（Free Trade Zone，又称“自由贸易园区”）^[4]。根据中央这一顶层设计的安排，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将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成为政府管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