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民工规模的扩大及其内部出现的代际更替，我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336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2295万人，年均增加573万人，而早在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总量达到了8487万人，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目前这个比例已经超过60%，且他们更青睐大城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既不愿回乡、又融不进城的“城乡双重边缘人”。规模越来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而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极易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但仍然存在就业质量较低等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一个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农民工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上海15～31岁新生代外来人员已经超过了400万，占全市同年龄段人群的57.2%。本文以上海为例，主要利用2012年上海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对比，在分析上海新生代农民规模及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他们就业及转换特征、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提出针对性对策，以期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城市社会融入能力提供决策参考。

一 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及特征

一般说来，农民工就业与他们的规模、性别、文化程度、流动/迁移原因、社会经验等有关，因此本文首先对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这些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一）规模特征：新生代外来人员规模比较大，已成为外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主体，且绝对规模已明显超过了户籍青年

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15～31岁新生代外来人员的规模达到了412.53万，超过了户籍青年的数量（308.64万），其中20～24岁就超过了60万。15～31岁新生代外来人口的数量占全市15～31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57.2%，亦占15～59岁外来劳动年龄人口的51.7%，远远高于15～31岁户籍人口占户籍劳动年龄人口32.2%的比例，15～31岁新生代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上海年轻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外来人员大规模的增加，弥补了上海户籍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增强了上海人口的活力。

（二）基本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化、年轻化、知识化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构成中，女性占55.1%，超过了男性，性别比为82：100（女性为100），大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的103：100；年龄构成中，平均年龄25岁，比老一代农民工小近16岁；文化程度构成中，“初中”（57.2%）和“高中”（27.8%）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85%，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高，其“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老一代低25个百分点，而“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高17个百分点、8.1个百分点（见表1）。

随着农民工流动/迁移模式的“家庭化”和适合女性就业的商业、餐饮、服务业等的迅速发展，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女性化趋势日益凸显。同时，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普遍较小，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

表1 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基本构成对比

（三）流动/迁移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地更加广泛、流动/迁移原因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从来源地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安徽（32.1%）、江苏（14.2%）、河南（9.5%）离上海距离比较近的三省，另外，来源地位居前十位的省份除了河南、山东、湖北以外，其他省市则新生代农民工人的比例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地更加广泛，流动距离也更长。

从流动/迁移原因看，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一方面，有家乡的推力，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乡主要是“老家没有合适工作”（32.9%）、“老家工作报酬太低”（28.6%）等经济生存型原因，但两者合计比老一代农民工低10.2个百分点，同时也有“外出学习技能”等社会发展型原因，比老一代高11.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有上海的吸引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除了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