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设立了信访制度，其初始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创设一个特殊通道，亦为国家了解社情民意提供一种制度保障。但近几年来，信访问题越发突出，治理难度增大，尤其诉求强烈的上访者越来越多，我们通常称之为上访“钉子户”或“专业户”，他们构成了上访的典型群体。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又该如何应对他们？本文基于上海的调查资料，聚焦上访“钉子户”或“专业户”这个特殊群体，分析其本质特征、社会影响、原始生成进而提出化解对策。

一 职业上访者的现实图景与生活特征

一直以来，关于上访者的形象认知多与刻板印象有关。在很多讨论的话语中，访民常常被置于“顺民”的对立面，被视为“刁民”的形象代表。除此之外，访民的形象还被病态化，比如，2009年北京大学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此语一出，舆论哗然，孙对上访者的定位，显然论调过于绝对。但作为一名理性学者，孙东东为何对上访者会有如此偏执的形象认知？

在信访案例当中，有一些难以处理的疑案、难案，而这些案主多被称为上访老户，也就是俗话说的“钉子户”。正是这些“钉子户”，在影响着社会大众或专业人士对上访者群体的想象和认知。“钉子户”到底有何特征，为什么会被标注为群体上访者的形象符号？为此，我们广泛调查了那些长年累月的上访者，他们的上访时间长的达二十多年，短的也有五六年，是名副其实的“钉子户”。那么，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却长年累月地投身于一种特殊的活动，这种漫长的上访经历，是否会让这些“钉子户”具有某些特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钉子户”的确具有一些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在可观察的语言行为上，也表现在难以被觉察的生活方式转变上，从他们的语言表述上可见一斑。上访者在语言描述中对自己的事情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进行了建构，系上访者对其生活世界再认知的一种外在展现。以对HYH^[1]的访谈为例，“钉子户”有独特的表达特征。

“她几乎是不停歇地讲那些和自己有关的各种事情。尽管是讲上访的经历，但里面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致程度令人惊讶，如讲到某个事件，她可以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讲这些事情，她并不感觉到累，也不会有情感的变化，始终保持一种异常平静的态度，并用同一种语调：讲在老家的居家创业，讲前夫对自己的不信任，讲与公公的吵架，讲和婆婆的矛盾，讲同雇主的恩怨，讲与亲戚的误会，讲个人的苦闷，讲与同事的冲突，讲与公安部门的交道，讲个人的坚持等等，公事私事、大事小事，都混在一起。她冷静地讲着，让人觉得这些事情与她个人无关，她好像是讲别人的故事。见面那天，她就从下午2点多，一直讲到晚上7点多。

她的叙述，有一种‘总体性叙事’的话语特征。她的话仿佛一道洪流，让听者难以打断，即使想及时插话询问，也难有机会，因为她在源源不断地讲着，在大量的重复信息中又不断添加新信息，但新信息总是和模糊的事实搅在一起，让人难以把握。访谈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打断，当我们见缝插针地提出新问题，或趁机追问某个问题时，丝毫不会对她的叙事有所惊扰，她会立刻在‘总体性叙事’中接纳我们的提问，并用她固有的思维来应对。她大多时候是答非所问，但她的回答尽管好似开辟了一个新的入口，引出了一个新的故事情景，好比在话语洪流中多出一个支流，但殊途同归，过不了多久，这个支流就会汇入原先的叙事结构中，新的话题支流和此前的叙事洪流连接，整个讲述又回归到‘总体性叙事’之中。这种叙说方式平静但强势，让人无法打断更无法打破，她似乎处于一个无侵无扰的讲话中，并完全沉浸在她叙事的虚拟场景中，好像周围的所有人都不存在。她的讲话，永无止境，又永无重点，但就是在这琐碎无比的讲述背后，包含着她坚定的诉求。”

（摘自对HYH的访谈日志）

上访“钉子户”的出现及递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上访活动的职业化。这种活动从一种偶发事件，逐渐转变为一种高重复性的常规活动。随着上访活动性质的变化，上访者从活动的偶尔参与者逐步转变为活动的常规坚持者，这表现为上访者开始依赖甚至沉溺于上访活动，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