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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文化类社团的培育与发展

    作者:张泽纲 许其勇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摘要:

    文化类社团是同属文化艺术领域的社团组织的统称,近年来其数量不断增多,发展速度快,不仅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是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限于现有管理体制等原因,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远远没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需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创新对文化类社团的管理,通过改革社团登记管理模式、拓宽社会资源参与文化类社团建设的渠道、加强文联等枢纽型组织建设、加强文化类社团党建工作等举措,加快培育,促进发展。

    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战略背景下,近年来文化建设参与者和文化类社团呈现快速增长、日趋活跃的态势。文化类社团(各种协会、学会、促进会、研究会等)是各类文化建设参与者(文学艺术家、专业文艺工作者、业余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既是整合各类文化人员与文化资源的载体,又是开展文化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其组织作用和意义既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又体现在社会建设上。以前我们对文化类社团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文化工作层面,而对其在应对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运转、承担社会管理任务等方面作用的认识和重视不够。因此,引导、规范、培育、发展好文化类社会组织,对丰富文化建设主体、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化类社团的基本状况

    (一)文化类社团的分类依据和课题对象

    对社团的分类,从社会学和社会组织管理上来说,既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在理论界,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思路是以“互益型—公益型”“业务共同—目的共同”“人群集合—资金集合”等这样的标准来对社团分类。“互益型—公益型”主要是着眼于社团的作用和目的来划分社团类别。互益型组织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其主要特征或行为目的就是会员互益;公益型组织则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宗旨、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其特征或行为目的不单是会员团体,而是延及整个社会。“业务共同—目的共同”是从行为和目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对社会组织分类。“业务共同”着眼的是社团的行为共同点,“目的共同”是指社团成员追求的某种或多种目的。“目的共同”组织较为典型的就是工会、商会、政党、宗教组织等。相对于以“人群集合”为特征的社团组织来说,基金会、慈善组织则是以“资金集合”为特征的社团组织。[1]

    本课题是一个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应用课题,因此我们从本课题的讨论范围和目的出发,以“业务共同—目的共同”的分类法为参考,将“业务共同”——同属文化艺术领域的社团组织——作为对象展开调研和分析。

    (二)文化类社团的发展演变及当前态势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中国民间社团组织一直处于发育不良、所涉领域狭窄、社会作用单一弱小的状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团是晚清以后发展起来的。1840年后,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中国开始了近代历史曲折多难的发展历程。西风东渐使西方社会体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团体在中国发展起来。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会、行会等形式的民间社团组织首先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团无论是规模、作用等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都还处于初级状态,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团有很大不同。

    虽然社团在中国近现代不成气候,但是由于文化艺术领域的先知先觉,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文化工作和文化组织的重视,文化类社团在我国的发展却是别有一番风景。就上海而言,从19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上海作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前后有一百多家有影响的文化类社团在此生存和活动。其中有重要影响的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及各分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所属各分会、上海伶界联合会(梨园公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朝花社、未名木刻社、申曲歌剧研究会、土山湾画馆、上海京剧公会、中华美育会等。[2]这些早期的文化类社团自组织的特点非常突出,只是一些同好、同人因共同的兴趣、志向而组成的团体。它们虽然具备了现代社团组织的基本特征,但是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运转、推动社会发展、代表群体诉求的作用相对较小。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思想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文化类社团开始以党联系人民的桥梁纽带为己任,担负起重大的社会作用和社会责任。比如,“左联”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它产生于上海,但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历史和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可以说现今我国文学界人民团体——中国作家协会是从其延续演变而来的。“左联”是中国文化类社团的一个代表性组织。“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