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4年，深圳便在全国率先推行了集体协商制度，尽管在制度探索初期有过不少创新，但由于深圳劳资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传统工会体制的制度约束等原因，在随后很多年，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受到坊间和媒体“一纸空文”的质疑，其作用也逐渐被人淡忘。直到近几年来，伴随深圳工会在“盐田国际”、“沃尔玛”等事件中塑造的维权形象，集体协商制度开始为深圳庞大的务工者所认识，并为深圳劳方步入理性维权时代拉开新序幕。

一 新集体协商时代开启的背景

（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形式和多方利益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影响着工会工作思路，并对工会职责提出新内容和新要求

工会的变化其实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一个浓缩，也是时代脉搏跳动的一个节奏。随着科学发展观在全国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公平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关系也发生着明显变化，靠牺牲职工利益而积累资本、谋取利润的发展模式已不可能延续。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重要内容。这些改变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工会工作思路，并对工会的主要任务和能力提出了新内容和新要求。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窗口”和“试验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地区，市场化劳动关系已建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国企改制基本完成，非公企业包括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绝大多数。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让深圳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以及职工队伍均率先在全国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工会工作的许多新矛盾、新问题都在这里萌发，也促使身处各方利益之间的深圳工会提早在发展模式上探索转型之路，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深圳工会的主要任务，并努力为全国工会发挥应有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农民工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变成社会关系当中最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领域，也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因之一

农民工是目前数量超过2.3亿并且仍然在增加的超巨大人群的制度性社会身份，这个概念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深圳经济发展至今，外来务工人员已近千万，其中，农民工又占绝大多数。庞大的农民工建设队伍是深圳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深圳成为拥有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数百万农民工构成了深圳工人阶级队伍和企业员工的主体。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契约式劳动关系中，企业与员工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虽然劳资双方有着共同的生产和发展目标，但在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企业要求利润最大化，员工要求工资福利最大化。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掌控着生产资料、分配及管理权，劳动者是被管理者，处于从属地位，客观上使得劳动者势力过于单薄而难以实现公平。

另一方面，随着深圳法律和民主的进步，员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日趋增强，他们要求与企业一起分享发展成果、追求体面劳动、争取民主参与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全面发展，这使得劳资双方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显性化，深圳成为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案例最多的地区之一。

尤其是近几年，包括深圳在内的全国各地，农民工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变成社会关系当中最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领域，劳动者停工、堵塞交通、围堵政府机关等事件时有发生，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因之一，也成为影响深圳社会和谐稳定最重要、最棘手的因素之一。

（三）劳资矛盾中绝大多数问题都和工资、福利等劳动者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相关，为实现劳资之间的平等对话，进而解决矛盾，“集体协商制度”成为工会摸索出的最有效地途径，它在劳资双方中起到相互平衡和制约的作用，被形象地称为“减压阀”

由于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资强劳弱的现状天然存在，就单个劳动者而言，无法实现和资本的平等交换，甚至劳动者个人和企业之间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直接决定了单个劳动者的要价能力、议价能力都很弱，必须通过工会组织把劳动者的意志和力量集合起来，形成共同的要求，再和资方开展平等协商，才能实现劳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