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牵系十多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令中外学者振奋与瞩目。如何通过民法典的制定来促进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课题。我们将以中国民法典制定进展为主题进行报告，以此见证市民生活的基本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确立。

2004年中国民法典制定是自1998年开始的新一轮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延续。对于2004年民法典制定工作来说，也许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但显然不是一个终结。

一 民法典制定：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一）嬗变中的中国民法典

新中国成立后，民法法典化道路颇为曲折和艰辛。历经50余载，民法典的制定仍处于起起落落之间。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工作是在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新建立起来的全国人大就着手起草民法典，1956年因整风运动而中断；第二次始于1962年，1964年因“四清”运动而停滞；第三次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暂停，后改为制定单行法的立法方针，于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总的说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总结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为以后社会生活和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定民法典以及如何完善民事法律制度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任务。1998年3月第4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启动，起草工作小组议定了未来民法典“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是在1999年制定统一合同法，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和交易规则的完善和现代化；第二步是用5～6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第三步是在2010年之前制定民法典，最终实现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目标。至2001年，第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也正在进行。然而，在2002年，原来的立法步伐突然加快，中央立法机关要求加快民法典制定工作，在年末内完成民法典草案并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以“惊人的方式”提交了即将换届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出来后，争议很大。虽有媒体称赞其为2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果之总结，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学界批评性意见居多。由此，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由“热”转“冷”，社会各界对其的反应由欢呼雀跃也逐渐转为冷静反思。事实上，2003年换届的新一届全国人大立法部门，也对民法典的制定进行了一些反思和调整。

从2003年6月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讨论立法规划看，民法典的整体立法审议进程暂时被搁置，只是说明要单独审议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到底是表明民法典制定工作开始改弦更张，还是如2004年10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委员长会议汇报时所说，“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2004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2年民法草案物权编的基础上，形成了物权法草案修改稿；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

（二）一蹴而就的“法治”？

“纵览各国现代法制发展的历史，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这样在半个世纪内几经反复、命运多蹇的事例是极其罕见的。”^[1]这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人对民法典的编纂达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特有的法典化情结，这种情结就是对民法典倾注的理想与渴望：①渴望民法典能够结束民事法律各自为政，民事法制不统一的状况，实现民法的体系化和协调化，为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最为基本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实现民法的形式理性；②渴望民法典能够成为培育私权观念和私权文化，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构建市民社会基础的有利工具，实现民法的价值理性。总结起来，就是期望民法典能够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石，成为法治文明的标志；第二，法治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制定民法典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和深厚的学术积淀。点滴的社会历史积累，更胜于政治强力一时冲动；建立法治社会，也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事业。新中国历次民法典起草都欠缺对这两个问题的根本性思考。

自1998年第4次民法典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