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法系曾对亚洲乃至世界法律体系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着璀璨辉煌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法制选择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历经曲折和磨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法治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改革，民主法治也得到了巨大发展。进入新世纪，建设符合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不可逆转的选择和必然趋势。

第一部分 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回眸

一 中国古代的法制文明

上下五千年，中华法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夏朝就已出现人类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法律。夏、商两朝法律制度以习惯法为主要渊源，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九刑”、“吕刑”等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吕刑》所提出的“刑罚世轻世重”的立法、司法原则，为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掌握刑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一改以往“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传统，摆脱了宗法制度的束缚，开始对法制进行变革，“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1]打破了只有贵族掌控法律的等级界限并有利于民众知法守法。法示民众，开创了中国法制的新篇章，在中国社会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陆续制定了一批成文法。魏国在首相李俚的主持下，著《法经》六篇，它的体例、结构、内容和立法宗旨，在当时具有领先地位，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最为系统完整的集大成之作。秦国的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变法图强。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崇尚“法制”，统一度量衡，实行政治、文化方面的集权。但由于秦王朝统一后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汉王朝为维护其集权统治，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引礼入法，“三纲”入律，自那时起，儒家的伦理观念贯穿于中国古代法律解释、司法实践，甚至立法精神的始终。汉王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九章律，加上随后制定的傍章律、越宫律、朝律，共60篇，合称“汉律六十篇”。

自东汉末年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稳定的局面，中国的法制始终处于探索之中。经过隋王朝的短暂统治，唐王朝建立并得以兴盛。唐朝开国的统治者主张轻徭薄赋，仁者执政，以法治国，唐王朝迅速崛起。在法制方面，唐朝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唐律》，又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对律文进行逐条诠释，附在律文之后，称为《疏议》，后世将之合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体系完整、内容详备，被认为是中华法系最具代表性的法典，为后世和朝鲜、日本等亚洲诸国学习中华法系的典范。

唐王朝后期、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黑暗混乱的时期，严刑峻法、擅刑专杀不绝于书。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治者为了强化皇权，加大了中央集权的力度，为适应这一需要，历届王朝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如宋朝的《宋刑统》，元朝的《大元通制》、《元典章》，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

当代中国著名法制史专家张晋藩教授将中华法系的特征总结归纳为：以礼入法，礼法结合；恭行天理，执法原情；法则公平，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独秀；以法治官，明职课责；纵向比较，因时定制；立法修律，比附判例；援法定罪，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诸法并存，民刑有分。^[2]

二 中国近代的法制文明

中华法系曾因其合理性呈现出强大生命力，铸就了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样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太平强盛时期。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内向封闭的海关大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使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法律近代化之路。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悠悠几千年的中华法制文明，并着手法律制度的改良与革新。人们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的“固守成法到师夷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