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背景简介

近年来，中国贪官外逃的现象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它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司法工作的有效展开，增加了刑事办案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贪官外逃通常都将在国内腐败所得巨额资金转移至国外，因此贪官外逃往往导致国内资产的流失，对国家财政、金融秩序造成冲击。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员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1]鉴于此现象的严重性，中国政府相继对此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予以监管预防和打击，如2003年1月14日，中央组织部、中央金融工委、中央企业工委、公安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堵截了一些官员外逃的通道；2005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反腐败上的司法合作，通过多种方式成功追回了部分外逃贪官并对其予以起诉、审判，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威慑作用。中国政府还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过，应当正视的是，每年成功追逃回国的贪官仍只是少数，与贪官外逃的数量相比几乎不成比例。

从以往的实践看，追逃外逃贪官主要存在以下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引渡或者相关司法协助程序。根据《引渡法》及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或者多边的引渡、司法协助条约，由中国外交部向当事人所在国家提出引渡、遣返请求。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缉捕程序。依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即“红色通缉令”，相关成员国在接到该通缉令后，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和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双边有关的司法协助或执法协作条约，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捕。三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个案合作。即与尚未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开展司法合作。2005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全球正式生效以及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公约》，今后，中国可以要求其他缔约国在特定事务上进行适当的协作，这给我们的追逃工作又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一 双边引渡、司法协助条约：亟须提升的合作平台

随着国家之间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人员流动相当普遍、跨国犯罪活动日渐增多，将潜逃至他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判刑人引渡、遣返回国，使其接受国内法院的审判，成为当前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国家之间签订双边、多边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或者协定则有助于一国在其他国家的协作下顺利开展司法工作。引渡条约和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对于外逃贪官的引渡、遣返以及资产的收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仅以与中国签订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的泰国为例，自1994年以来就成功引渡了数名重要犯罪嫌疑人，近来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对陈满雄、陈秋园夫妇实施的引渡。2002年12月26日，陈满雄、陈秋园被成功引渡回国。2004年12月23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满雄、陈秋园挪用公款一案进行宣判，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陈满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秋园有期徒刑14年。^[2]2005年11月15日，广东省高级法院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决。在整个办案过程中，除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外，之所以能够从泰国成功引渡陈满雄夫妇，关键还在于中泰双方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报道，贪官出逃主要有以下四个去向：其一，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腐败分子，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其二，涉案金额较大、身份较高的贪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其三，弄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的贪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其四，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腐败分子会通过我国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3]然而，由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