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与整个经济社会市场化的大环境相适应，中国的医疗部门经历了众多制度变革。在医疗保障方面，城市单位制医疗保障制度（即公费和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单位制医疗保障逐步为社会医疗保险所取代，而农村各级政府正在为建立新型合作医疗而奋斗。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覆盖率较低，很多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障。在医疗服务方面，各种类型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尤其是医院，已经全面走向市场化，亦即所谓的“业务收入”，也就是医疗服务收入和出售药品的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来自政府的拨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因此，所有医疗服务提供者成为以服务换取收入（service-for-fee）的组织。

医疗服务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从而令百姓怨声载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成为2005～2006年大众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医疗负担的沉重被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之一。其直接原因，或者说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在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常常对患者进行重复检查、不必要的检查、昂贵的检查、开大处方等，也就是文献中概称的“供方诱导的过度消费”（provider-induced over-consumption）。针对其根源，最为流行的看法是追究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水平，痛斥医院“见利忘义”的文字可以说不绝于耳。与此相关的一种看法是把这种现象的产生归咎于市场化导致医疗服务机构追逐收入最大化，并主张只要放弃市场化、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做法，有关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与之针锋相对，另一种看法主张医疗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该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这种看法认为，市场化本身导致医疗机构追逐收入最大化并不奇怪，只要政府在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和监管医疗服务上下工夫，完善第三方购买机制，从而促使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序运行，那么有关问题不难缓解。医疗服务究竟是否应该市场化以及如何市场化，成为2005年下半年以来公共政策辩论中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话题。^[2]

无论辩论的各方意见如何，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投入相对来说越来越少，而全社会投入医疗卫生的资金主要来自民众的腰包。这样一来，全社会的医疗资源配置就由未受管制的市场力量所主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医疗资源流向了医院，而且越高级的医院吸收的资源越多，从而一方面导致了低级的、基于社区的（或基层的）、农村的医疗机构服务量不足和效率滑落，另一方面导致了医疗资源日益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向高级医院集中。高级医院本来就因为其规模大、行政级别高而在医疗卫生部门中拥有较大的政策发言权，当它们拥挤不堪之时，这些医院便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要求国家追加投资。这样，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有限的投入又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大医院，而农村医疗机构的能力建设、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涉及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务，反而遭到忽视。由此，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的严峻局面。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在2005～2006年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事实上，2004～2005年间，政府已经相继推出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帮助弱势群体应对医疗负担高启的风险。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建设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展；在城市，社会医疗保险走向普遍覆盖（也就是俗称的“全民医保”）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医疗服务提供领域，政府加强了对市场准入的监管，以整顿无照经营的情形；同时也就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出台了一些管制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重申了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既有政策。

总体来说，在医疗保障领域，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即在现有大的制度架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渐进改革逐步实现全民医保。问题在于通过何种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一点，主要是选择以社会保险制（通称“德国模式”）为主，还是以公费医疗制（通称“英国模式”）为主的模式。与此相对照，医疗服务领域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并不清楚。究竟是放弃市场化还是走有管理的市场化之路，以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