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内在结构变化的外部表征，它是生产、技术、社会制度、信息传播等因素在精神领域引发的变化，更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碰撞的直接结果。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逐渐生成，由此产生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影响文化变迁的新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家乡陕西省长武县^[1]三个历史时期为背景，讨论县域文化变迁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与作用。

一 县域文化变迁三阶段中的公共文化服务

长武县域文化变迁的历史可分为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公共文化服务对县域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一）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长武刚刚进入现代化进程。萌芽状态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体现为现代教育对百姓文化素质的提升和国民意识的启蒙与塑造。民国初期，长武地区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商业萧条，粮食亩产百市斤左右。多数人家丰年仅能自保，荒年则需借贷度日，百姓生活贫苦，识字者极少。在这种背景下，县域文化生活以庙会、社火、戏剧等“小传统”为主体。庙会种类繁多。社火有高跷、亭子、马社火、地摊社火等。戏剧以秦腔为主，也有板弦、道情、眉户、皮影、木偶等。演出剧团有本县、省内或邻近的甘肃地方戏班。社火、庙会通常由民间自发的“社火会”、“庙会”组织，戏剧演出多为“社戏”。各类活动举办的主要目的是祭祀、迎神、娱神、祈雨、还愿等，但同时也有娱乐和交往功能，是乡村社会公共交往的重要平台。抗日战争时期，县城的驻军、学生排演话剧、歌剧、活报剧，宣传抗战主题，但民间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长武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源头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现代教育。民国初期，长武地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学校数量少，多以忠君、尊孔、读经为教育宗旨。直到1930年，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内容的国民课本才被普遍采用。1940年，长武地区小学校发展到80所，中学1所，在校中小学生达到6138人，但总人口中不识字者仍占93%^[2]。在成人教育方面，长武地区1927年始即推行平民教育，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民众教育会。此后，普通学校设立民教部，开办各类成人班、妇女班，进行初级扫盲，对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长武地区公共性文化设施极为匮乏，全县仅有一个民众教育馆（1931年筹建），藏书500册（1938年增设）。直到解放前夕，百姓对现代文化设施依然相当陌生，多数人不知电影、留声机、收音机等为何物。

传统文化活动和现代教育是影响长武地区民国时期文化变迁的两种基本力量。现代教育的发展启蒙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国民意识，也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积极介入了当地的文化变迁。但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村社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未动摇，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

（二）计划经济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长武地区公共文化体系全面建立，深刻影响了文化变迁的基本格局。这种影响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置和完善，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艺术生活的全面重塑，使文化生活的格局走向单一化；二是通过国民教育的发展，将国家的整合、凝聚力量贯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中，使社会生活高度意识形态化。

1949年，长武县解放，老解放区的革命文艺活动迅速波及城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学习识字迅速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传统的庙会作为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经过改造的社火、业余剧团、自乐班在乡间开展各类文艺活动，配合宣传农村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抗美援朝、贯彻婚姻法等政治生活主题。各乡、村积极兴办冬学、夜校、识字班，扫除文盲，帮助农民“在文化上翻身”。1956年全县共有识字班499个，学员达到1.54万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8%。

从1949年开始，长武地区逐步建立起由县人民文化馆（1949年建立）、县电影放映队（1955年成立）、县剧团（1956年成立）、县广播站（1956年12月开始播音）、县工会工人俱乐部（1975年成立）等机构组成的群众文化宣传服务体系，并兴建了新型剧院、电影院、体育场等大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新型公共文化体系初步建立。这些文化机构发挥各自职能，密切配合，围绕各个时期的政治主题，开展各种文化、娱乐、宣传活动。这一格局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