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20世纪80～90年代在广东兴起，北京郊区在丰台区南苑乡实验最早。他们从1993年开始，坚持不懈、稳扎稳打地抓了14年，基本完成了全乡15个村和乡级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

一 南苑乡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做法

南苑乡的基本做法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将村级集体净资产的70%量化给社员，30%留作集体股；个人股主要按在社的劳动工龄量化到现有社员，后来又把土地承包权作基本股量化给现有人口；同时将合作化时期的个人投资按15倍并计复利偿还；将转工转居社员在本集体的留置资产作为优先股或以现金兑现给本人。乡农工商总公司产权改革的办法是，净资产的30%量化给15个村集体，70%量化给乡办企业投资管理公司，公司再进一步将股权量化给4000多名乡办企业职工。乡和村集体均实行按股分红，股权可以继承，可以本集体内部转让，同时，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建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他们的经验已经在郊区212个村庄得到借鉴与推广，其中丰台区村集体经济的产权改革已经完成90%。

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探究。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这项改革重大的本质意义在于：使原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传统集体制的束缚，回到了合作制的正确轨道。为了说明这个判断，需要做一点历史的回顾和国际比较。

二 集体化学了斯大林的集体制，背离了合作制的正确轨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发展农村的互助合作是符合农民的自身要求的。在合作化运动初期，我国是按照国际合作社的通行规则办的，贯彻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等正确的政策，因此互助组、初级社都办得比较成功。但是，后来在推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急于过渡，追求“一大二公”，在所有制上搞归大堆，刮共产风，无偿剥夺农民和集体的财产；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同时否定市场的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不等价交换，并用政社合一的手段加以贯彻。这就从几个主要方面把农民的手脚都捆绑起来，损害了农民创造和积累财富积极性，使农民丧失了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广阔舞台，因而导致了农业停滞、农产品短缺和农民的长期贫困。集体化、公社化搞得不成功，归根结底是我们学了斯大林的集体制，离开了合作制的正确轨道，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包干到户使农民摆脱了集体制的束缚，获得了自主经营农业的主体地位和择业自由，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超常规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崛起。但是，离开农民实际需要的互助合作，仅仅靠农地的平均承包、细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依然难以推动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和农民的共同富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农民发展个体和互助合作的两个积极性是不能偏废的，不能肯定支持一个，否定忽视另一个。

农民的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积极性是一对矛盾，如何兼顾、统一、协调、配合，是一个大问题。在西方，农业一般实行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合作社在实行联合所有的同时，仍然承认个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个人的股本投入和增值份额），退社时可以带走。这样就把发挥合作的优越性与保护成员所有者权益和经济参与积极性统一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评价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各种合作社与股份制，认为是对资本所有权的“积极的扬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有必要“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明确主张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仍然要“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然而，中国搞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却走了一条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盲目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把无偿剥夺和否定劳动者个人产权建立的集体所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主张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因而扼杀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把中国城乡的合作化事业引进了死